辜振豐專欄：西方最早的文化創意產業 ── 巴斯休閒區

　　　　　　西方最早的文化創意產業：巴斯休閒區

　　　　　　　　　　　　　　

　　　　　　　　　　　　　　　辜振豐

　　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政經結構的變化，往往迫使傳統產業搖搖欲墜，不過如果能夠善用地方的特色和風土人情，文化創意產業便能應運而生。比如說，日據時代，日本皇室所飲用的咖啡是來自於雲林古坑。但光復後，臺灣的咖啡產業卻煙消雲散，直到最近在官方和民間的共同合作下，古坑的咖啡產業不但再度揚眉吐氣，同時也推出民宿、主題樂園，其結果也就為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開創先例。
　　其實，英國在十八世紀已經開始實踐文化創意產業。回顧過去，羅馬人愛好乾淨，每天有泡澡的習慣，他們也相信溫泉可以治療痛風和風濕症，所以在西元一世紀殖民英格蘭時，便在西南部的巴斯小鎮開發大眾浴場。巴斯受惠於上天的恩賜，每天湧現五十萬加侖的溫泉水，因此吸引很多的上流人士、軍人、老百姓前來泡澡。不過基督教入主英格蘭後，大力排除這種異教徒崇尚的風俗習慣，從此巴斯的人氣便日漸衰落。
　　到了十八世紀，巴斯又再度復活。一七○二年，安妮公主即位後，為了治療不孕症，就前往巴斯渡假，順便泡泡澡。當時擔任禮賓司長的韋伯斯特上尉，特別邀請一群男男女女列隊歡迎，其中有一百位身穿禮服的男子和兩百位扮演亞馬遜戰士的女子。隔年女王又再度造訪，此後巴斯再度馳名遠近。然而，巴斯正處於沒落之際，人口只有三千人，下水道淤塞不通，一下起雨來，就會積水，因此對於發展觀光業極為不利。要振衰起弊，必須要仰賴日後的整頓。一七○四年，本身兼任職業賭徒的韋伯斯特上尉率先在巴斯開設賭場，企圖吸引倫敦的各界人士前來玩樂。過去，韋伯斯特曾出入倫敦社交界，結識賭徒奈許 (Richard Nash) ，因此邀請他來巴斯擔任副手。奈許閒來無事也常常玩起賭博，七個禮拜下來，淨賺了一千英鎊。不久，他的老長官因金錢糾紛而跟對手決鬥，不幸當場斃命。接著巴斯的地方人士便推薦他擔任「禮賓司長」一職。此後，奈許不但戒掉賭博，而且大力整頓巴斯。顯然，奈許眼光獨到，頗能利用傳統文化的特色，為巴斯開創第二春。
　　奈許的人生閱歷，十分豐富。他出身於威爾斯，父親開設玻璃工廠，長大後，就讀於牛津大學，不過就學期間整天吃喝玩樂，父親深怕兒子的前途黯然無光，便強迫他進入皇家衛隊，但部隊的訓練十分嚴格，這位公子哥兒當然無法忍受。奈許後來得到父親的同意，轉到倫敦法學院就讀。一六九五年，國王威廉三世舉行即位典禮，依照慣例在倫敦法學院擺設宴席款待各界。宴會一開始，由奈許引領一群學生向國王致敬。當時風度翩翩的奈許立刻引起威廉的注目，後來這位國王還冊封他為騎士。
　　奈許畢業後並沒有進入司法界，而是當起職業賭徒，並經常出入倫敦社交界。他儀表非凡，口才伶俐，平時也深受上層貴婦的愛戴。他的規劃和管理能力更是高人一等，因此他一就任巴斯禮賓司長後，這個沒落的小鎮短短幾年便成爲英國知名的休閒都市。
　　鑑於老長官因決鬥而身亡，所以不管任何人進入巴斯渡假，身上一律不准佩劍。當局更派遣警衛四處巡邏，只要看到乞丐和流浪漢一律驅逐出境，而行動不便者，則備有西式轎子負責接送。一到晚上十一點，所有人必須停止任何娛樂活動，即使皇親國戚也不例外。相傳亞美莉亞公主曾到巴斯一遊，在舞廳玩到十一點，最後遭到奈許的制止。
　　他為了吸引更多的觀光客，也開始整修連外道路，途中也設立客棧，讓旅客有充分的休息，同時提供高速馬車，使得倫敦到巴斯的行程縮短到三十個小時。觀光客一多，大眾澡堂和舞廳的生意也日漸興隆。
　　目前，很多國家正積極發展地方文化創意產業，而巴斯作為成功的先例，是值得大家借鏡的。

李廣均：內外想像與族群關係 ── 評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內外想像與族群關係：
評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李廣均
中央大學通識中心暨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如作者王甫昌所言，族群是當代台灣社會最具爭議性的話題之一( p.v )，任何想嘗試對族群議題發表看法的人都要有心理準備面對許多無法預料的反應或是反彈。目前許多有關族群議題的討論常是充滿情緒的宣洩與意識型態的前提，造成了閱讀思考上不小的負擔，但筆者在閱讀「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下稱「想像」一書）的經驗卻是愉快的。主要原因是該書在處理一個極具爭議性的主題時，提供了一個相對而言沒有壓力的表述方式，且不論讀者是否同意作者的觀點，至少筆者個人閱讀本書的經驗是平和、詳實而理性的，這樣的討論方式毋寧是目前台灣社會所最為需要的一種。
　　「想像」一書是作者為2000年全國「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上課時的演講內容，經過整理補充後所出版的書籍。書中主要內容有族群與族群認同的理論介紹，並針對台灣社會內部族群議題進行分章專門討論。全書寫作基調平實理性，兼具歷史縱深與社會結構的觀察。對於任何想進入台灣社會族群議題的一般讀者、學生、研究人員，本書都會是一個很好的起點。除了本文之外，書末也提供了相關文獻介紹，可做為有心讀者進階思考與延伸閱讀的參考。
　　本篇評論將首先摘要敘述本書的主要論點，然後提出一些問題與建議就教於作者、一般讀者和學界先進。問題指的是筆者個人與書中看法有相左之處，建議則是對於書中主張所提出的一種補充性討論。「想像」一書有如下幾個主要看法。第一，作者一開始就很清楚的指出，「想像」一書要反駁一種迷思 - 即族群是團體的說法。相對於團體的說法，作者提出「族群想像」的概念，說明族群是當代社會中的一種人群分類想像，並沒有清楚的團體界線（p.vii, p.61）。第二，族群是弱勢者提出來的人類分群方式，主要目的是爭取合理的政經社會待遇與歷史文化的平等尊重（p.14-17）。第三，由於族群是弱勢者提出的人群分類方式，因此國家有義務保障不同文化群體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機會上的均等（p.88-89）。
　　第四，「想像」一書要反駁的另一個迷思是「政治人物挑撥論」。本書認為，政治人物挑撥論高估了政治人物的煽動能力，也低估一般民眾的自主性與理性（p.vii）。作者提出差異認知、不平等認知、集體行動必要性認知等三個階段，說明族群意識的形成與發展過程（p.14-17）。族群現象或是族群運動自有其歷史起源與社會動能，不是政治人物挑撥就能產生。第五，基於前述幾點看法，「想像」一書認為族群是一個近代的、而且是進步的概念（p.37）。比起一般「忌病諱醫」或是污名化族群的說法，本書以一個比較正面、積極的觀點，結合多元文化的訴求來討論族群。族群不僅可以連接整合個人與群體的關係，也是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載具。
　　第六，「想像」一書認為族群是一個相當新的觀念，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種觀念出現在人類社會中可能還不到兩百年（p.21）。族群一詞在台灣的廣泛使用也是在1980年代之後，1960年代之前甚至從來沒有出現過（p.3）。這樣的看法也回應著一個社會學理論的關心，「為什麼在一個講求個人成就、身份多元化、且個人社會地位與地理位置極端流動的現代社會中，族群仍有如此大的影響力」（p.vii）？本書的回答是，在傳統歸屬性團體（如家族）漸漸失去重要性時，新的成就性團體（如社團）又無法滿足個人最深沉的歸屬性需求的情況下，族群就是一個理想的新興替代單位（p.50）。第七，針對台灣族群問題的看法，本書提出從「對抗性族群」到「四大（多元）族群」的解釋角度，全書篇幅也以這一部份的討論最多。不過各章討論內容基本上仍然是以前述幾點看法為架構來鋪陳。以下本文也將針對上述核心看法提出意見。

問題一：族群一詞的出現與族群事實是否有同步關係？

　　「想像」一書多次提到（p.3, p.101, p.121），族群一詞在台灣社會中其實是在1980年代末期才開始被提出來，使用時間還不到十五年，而族群一詞在英文中出現的時間也相當短，差不多在1950-1960年代左右才開始普遍使用（p.9）。作者認為，這是因為許多人注意到，台灣有些現象應該可以用族群問題或者是族群爭議的概念來描述 ( p.3 )。簡言之，根據本書的看法，1980年代之前的台灣，族群並不存在。[i]可是概念的開始使用與此一概念嘗試解釋的事實之間是否必然有同步關係？
　　有些時候，概念的出現的確是要反應一個新生的社會事實。例如，複製倫理一詞可能要等到生殖科技發展到一定的成熟度之後才會出現。但有些時候，概念的出現遠落在事實之後。例如，近年來有關社會資本（social captial）的研究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傳統（Lin etc., 2001），可是在社會資本此一概念出現之前，社會資本所欲描述解釋的事實可能早就存在多年。在「贈與和交換」的概念出現之前（Mauss, 2002），誇富宴（potlatch）已經存在許久年代。性別政治一詞的出現可能要等到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可是性別政治的事實卻可能和父權制一樣久遠。我們不能說在性別政治的概念出現前，人類社會就沒有性別政治的事實。
　　同樣地，在族群一詞普遍使用前，族群這樣的人類分群想像是否可能早已存在？「想像」一書的答案是否定的，但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關鍵在於如何理解族群想像。進一步討論前，這裡要先區分兩個問題。第一，為何族群一詞沒有在更早之前被提出來使用？第二，如果更早之前就有族群想像，是何種想像？此種想像和「想像」一書所提的看法是否一樣呢？這兩個問題都很重要，但卻需要分開回答。讓我們先來處理第一個問題。
　　族群一詞的使用為何沒有出現的更早？本文認為，在自然科學知識分類（如化學元素表）的影響下，早期社會科學對於人類社會的研究也傾向於尋找一些看似明顯而不言自明的「科學原則」來區分，如種族或民族國家，而十八、十九世紀也正是民族主義興起的年代。十九世紀以來，民族性的研究曾引起許多學者的重視，他們相信德國人比較嚴謹理性，美國人比較幽默、法國人比較浪漫等，這些看法至今都還會以笑話的方式流傳。如此一來，民族國家之內的差異如族群或地域就變得不重要，也不會被認真討論。後來隨著社會科學逐漸擺脫自然科學知識典範的陰影之後，逐漸在理論與方法論上有所突破，也才看到過去有關民族性的研究盲點。其中一個重要突破是從功能論（重整合）到衝突論（重權力）的轉向，也因而開始挑戰民族國家的政治神話。隨著一九五零年代以來許多「國內」族群衝突逐漸演變成「國際」爭議之後，民族國家的神話隨之崩解，「國家內還有國家，民族內還有民族」的說法也成為無法否認的事實 ( Williams,1994 )。因為族群隨時可以在爭取政治主權之後成為民族（ethno-nationalism即為一例），而民族也可以在政治談判下成為族群。[ii]換言之，族群其實早就存在，可是卻長期隱沒在民族國家的神話之下沒有受到重視。那接下的問題是，如果早有族群的存在，這是「想像」一書中所提的族群嗎？這個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理解族群。

問題二：「我是誰？」的答案也同時決定於「我不是誰？」

　　「族群想像」是本書的核心概念。筆者非常同意，族群不是一個團體，沒有清楚的界線，是一種有關當代社會人群分類的意識型態。不過本文想在此進一步延伸「族群想像」的理論架構，並提出「內部想像」與「外部想像」的概念做為補充。什麼是內部想像與外部想像？簡單的說，「我們是誰？」就是內部想像，「我們不是誰？/他們是誰？」就是外部想像。以「想像」一書提出的族群意識（p.14-17）來說明，外部想像包括差異認知與不平等認知，內部想像指的則是集體行動必要性認知的形成與發展。許多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族群意識常常只停留在「外部想像」的階段，卻一直無法進入「內部想像」的建構與凝聚。因為內部想像除了需要外部想像所涉及的差異與不平等感受之外，還需依賴諸多歷史社會條件的配合，如資源網絡的整合、族群菁英的論述、族群運動、政治機會的出現( McAdam,1982 )、或是印刷資本主義( print capitalism )的成熟與否。
　　筆者認為，對於族群意識的凝聚而言，外部想像和內部想像一樣重要，而且多半是先有外部想像的衝擊，才有內部想像的出現。「我是誰？」的答案常是決定於「我不是誰/他是誰？」。由於他者或是壓迫者的出現，使得原本一群有許多內在差異的人開始去思考「我是誰？」，從既有的歷史文化資產中，以選擇、創造的方式去求取最大的文化公分母，做為族群凝聚力的基礎。「想像」一書中就有明顯的例子。例一，在討論二二八事件對於本省人族群意識的影響時，作者提及「二二八事件後，許多本省籍知識分子在對於中國徹底失望之後，說出類似『我以我身上所流的中國人的血液為恥』的話」（p.73）。例二，作者在討論泛客家認同的興起時提到，雖然客家話仍有腔調和地方使用詞彙上的差異，「客家文化運動是先由反抗客家語言文化所受到的社會壓迫，做為凝聚客家認同的基礎，也就是先由「他們（外人、壓迫者）是誰先定義起」(p.137)。不過，雖然「想像」一書有提及「外部想像」的事實，但並沒有給予足夠的理論位置。

建議一：先談族群關係，再談族群

　　筆者的第一個建議是先談族群關係，再談族群。如果無法從族群關係的實質面來考慮，可能較難對族群得到一個全面合理的認識。例如，族群關係的發展只有「想像」一書中所提的多元文化模式嗎？「想像」一書在處理族群與國家的關係上（p.88），所提出的正是一種多元文化的模式，是進步的、可欲的，是一種應然，但卻不一定是實然與必然。不管我們喜歡與否，我們可能都必須面對族群關係的可能發展模式除了多元文化之外，還有屠殺（genocide）、族群淨化（ethnic cleansing）、隔離（segregation）、同化（assimilation）等事實。多元文化只是諸多族群關係模式的一種可能，甚至是特例。我們要問的不只是族群與國家在多元文化論述中的角色與義務，也要問是什麼樣的社會條件使其成為可能？這些條件在別的多族裔社會中是否存在？目前上述的前三種族群關係的模式已愈來愈難被合理化，也會受到國際的譴責。但是多元文化與同化這兩種模式之間仍有許多難以釐清的爭議。在族群關係的實際發展中，是否可以有全然的多元文化，還是說多元文化與同化這兩種模式可能會同時存在？對於一個移民美國的台灣人，或是來到台灣的外籍新娘，學習英文或是華語是否有其必要性？學習中文或是英文是否就等於要放棄母語？我們是否可以接受工具性同化的說法？又要如何避免多元文化成為另一種意識型態？[iii]

建議二：瞭解優勢者的人群分類方式和了解弱勢者的人群分類方式一樣重要

　　本文的下一個建議是，瞭解優勢者的人群分類方式和了解弱勢者的人群分類方式一樣重要。如「想像」一書所言，族群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每一個弱勢族群，都會對應著一個優勢團體（壓迫者）。雖然優勢者的族群觀點是不可欲的，也不是進步的，但卻是真實的，不僅會產生無法迴避的傷害，也會隱藏偷渡在國家族群政策的訂定與執行。
　　弱勢者所承受的族群（文化）污名多是來自於優勢者的建構，而不是因為弱勢者具有先天的本質性特徵。而優勢者會進一步以文化污名來合理化弱勢者所受到的差別待遇。文化污名往往是以一種化繁為簡、以偏概全的方式來存在，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族群刻板印象或是族群偏見。族群意識的產生不一定只是來自於悲情或是對於差別待遇的反彈，而可能是來自於自我優越感，而優越感的產生則可能是優勢者為了轉移挫敗或是為了掩飾內部矛盾，而將弱勢者當作代罪羔羊。

建議三：看待公民與族群的兩種方法與四種可能

　　如果我們可以接受，至少就外部想像而言，族群做為一種人類分群的想像可能早就存在的話，那我們該如何看待族群與公民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本文提出兩種不同的討論方式。
　　第一，公民權的出現正是要超越不同族群的差異，族群（文化）差異也因此被認為是不值得保留的。隨著現代性的開展，現代社會帶來的流動性讓人離開了傳統社會關係與生活地點，來到充滿異質性的都市社會。在充滿文化差異和階級衝突的現代都會中，要如何統整這麼多不同背景的人呢？公民權的提出就是要超越族群差異與階級衝突的一種作法。[iv]不過公民權雖是一個很好的設計，但也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如果可以超越族群意識，當然可以擁抱公民身份。問題是可能嗎？也因此帶出了第二種主張。
　　第二種討論方式認為，個人應該保留珍惜自己的族群（文化）身份，族群就是公民權的一部份，甚至應該以國家的力量來保留，這也是「想像」一書的看法。就實際而言，許多多族裔國家總是希望以公民身份來超越族群差異。但最後發現，差異的確消失了，但卻不是一視同仁的消失，而是被同化至某一獨大的種族或族群之內，也因此累積了許多不滿與族群運動的社會能量，多元文化主義的主張也因運而生。這主要是源自於對現代世界生活方式與主流價值的一種反省，因為現代世界主要是由某些優勢團體所建構出來，而且是建立在對其他族群文化的歧視與污名之上。

表一：族群與公民的關係對照

　　　　　　　　　族群－　　　族群＋
　　　公民－　　　 I　　　　　　II
　　　公民＋　 　　 III　　　　　 IV

　　在參考「想像」一書的看法下，筆者將上述討論用表一整理出來，共有四種可能，可做為我們思考族群與公民兩者關係的參照。單位 I 指的是一個沒有公民也沒有族群的社會。根據「想像」一書的說法，在一九五零年代之前或更早，大部分的人類社會都可以歸類在此，因為多數人群衝突都不算是族群衝突，頂多是社會衝突或以祖籍之名進行的械鬥，主要是為了競爭生存條件，沒有語言歷史文化之爭，也沒有族群意識的建構，當然更不可能要求國家介入族群關係的仲裁。
　　單位 II 指的是有族群、無公民。以「想像」一書而言，到了近代由弱勢者發起的族群運動已經展開，各種社會條件（如網絡、領導菁英）逐漸成熟，但仍未獲得國家的支持，也因此還沒有將族群文化的保障納入公民權的內容與實踐。原因可能包括國家本身並沒有政治機制反應各族群的需要，或是國家本身就是一個種族主義國家（racist state）。
　　單位 III 指的是一個尚未被實踐，或是永遠不會被實踐的現代性「願景」或「迷思」－ 只有公民，沒有族群。隨著現代性的開展和預言，歸屬性身分將會逐漸被成就性身分取代，族群則是一個應該被放棄、超越的特質，現代社會應以公民認同為準則。問題是可能嗎？不論從歷史事實或是理論發展來看，族群特質（包括語言文化歷史）可能都不會被拋棄，也應該保留下來。
　　單位 IV 指的是有公民、有族群，這正是「想像」一書所提的族群與國家應該有的合理關係。弱勢者透過族群運動的努力，要求國家保障各個族群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平等尊重，主要作法就是透過公民權的保障來落實多元文化的族群關係。

小結

　　本文非常贊同族群想像此一概念的使用，但建議將族群想像延伸為外部想像與內部想像兩個概念，如此則可以處理更早之前所出現的族群現象。「想像」一書對於族群的處理（弱勢者的人群分類方式）與族群關係的期待（國家的介入與多元文化模式）有某種程度的道德前提（正義的、可欲的、進步的），然而我們固然不要污名化族群，也不能過度浪漫地看待族群。本文主張從實然的族群關係來理解族群，除了多元文化之外，也應該討論其他可能的族群關係模式。本文也認為，不僅要了解弱勢者眼中的族群意識，也要了解優勢者如何建構族群污名與合理化差別待遇。這不僅對於爭取族群正義的弱勢者有其必要性，也有助於避免未來當弱勢者成為優勢者時所可能犯下的類似錯誤。最後我也希望，本文的評論可以延續「想像」一書的討論方式與風格，有助於一次理性平實的對話。希望這不是我的想像，而是真實可期的。

[i]

根據本書，一般所熟悉的閩粵械鬥、漳泉械鬥都不能算是族群衝突，主要是因為沒有「想像」存在的可能。讀者可參考本書第二章、第六章的內容來了解作者的說明與所持理由。

[ii]

此一部份可參考作者在書中第五頁的說明。

[iii]

多元文化主義在理論與實踐上仍有些爭議，這裡簡單略述一二。其一，族群文化的保留與基本人權的尊重該如何平衡？其二，國家與各族群之間是否應該保持等距關係？其三，國家政策是要消極介入（立法規範族群不友善言論與仇恨犯罪）還是積極介入（補助或補償特定弱勢族群）？其四，如何尊重內在差異與個人特殊性，避免陷入本質主義的陷阱。

[iv]

在歐美，公民權的提出（Marshall, 1950）主要是為了降低階級衝突或是社會革命的能量，可是在台灣，公民權的討論主要是希望可以要超越歷史文化的差異，比較沒有階級面向的思考，如「跨越族群界線、擁抱公民身份認同–各族群應存置歷史事實，理解不同歷史記憶」( 陳東升，2004 )就是在媒體上常見的一種呼籲。進一步探討公民權在不同社會脈絡中被討論的差異，將會是一有趣的比較。

辜振豐專欄：顛覆老師的判決

顛覆老師的判決　

辜振豐

　　大學時代，一位老師不但英文頂呱呱，而且十分博學，我非常敬重他。不過，我並沒有按照他的意願，最後就成為「叛徒」。記得大學畢業前，研究所一放榜，不幸名落孫山，老師好心勸我開開書店。此語一出，就等於宣判我沒有能力做研究，但當時心有未甘，畢竟在書海奮鬥了好幾年，總不能就此罷休，所以就繞道而行。他是到美國拿學位，我則計劃申請英國，結果一寄出申請表，二十天就接到入學許可。

　　倫敦一年，並沒有獲得高深的學問，但足跡遍佈大大小小書店，尤其是書香四溢的查令十字路，如果要封我為「榮譽掃街人」，應該是當之無愧。當然啦！逛累了，晚上就去聼聼古典音樂。這一段聆聽音樂的體驗，培養敏銳的直覺。記得返台前，有一晚，剛好伯明罕交響樂團指揮賽門‧拉圖 (Simon Rattle) 來到倫敦愛樂擔任客座指揮，聽完之後，覺得這位年輕人後勢看好，果然他是十多年後，接掌柏林愛樂的指揮。

　　倫敦留學期間，當起財神爺，向書店貢獻不少錢，後來搭機回臺灣時，身上只剩下十塊錢，幸好我媽媽到機場接我，否則就回不了臺北。兩個禮拜後，找到東吳大學英文系的教職，背後當然要謝謝那位老師的介紹與提拔。現在回想起來，要是考上研究所，或許會找不到教書的工作。
人到一定的年紀，總要整理一下過去的成長歷程，以便重新再出發。最近重讀英國推理小說家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 的《自傳》，她指出，剛剛完成一篇小說後，就拿給一位作家看，結果這位前輩看完後，便潑了她冷水，認為她沒有能力寫小説。不過，克莉絲蒂並不氣餒，毅然決然寫下去，最後成為舉世公認的小說家。我們當然要尊敬長輩，但他們給我們的資訊，有時候要深思熟慮，仔細研判，絕不可以照單全收，否則要走出自己的路恐怕會難上加難！

　　目前，英國的學費節節上升，莘莘學子要籌到高額的學費，恐怕力不從心。然而，援用小筆經費，出國遊學，短則半年，長則一年，應該是不難的。親炙英國文化，倒不一定要到某家大學註冊、繳學費。其實也可以規劃時間，逛逛美術館和書店，聽聽音樂，看看表演，一有機會認識老外，更可以把握機會和他們聊聊天。時間一久，也能夠學到不少東西。

　　總而言之，一個人在學校的時間，總會花上十幾年，如果繼續讀到博士，至少需要二十年。學校的課程限制多多，以致跟不上時代的變化，何況學生修課大多居於分數的考量，所以學生從課堂上的收穫到底有多少？值得令人深思。反之，人要是有心讀書，一天到晚逛逛書店，倒是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成果！從出版社推出書籍之後，流通到書店，而這個展示場便是讀者最重要的「課堂」。幽默大師林語堂妙語多多，他曾經說：「今日真正的大學，不在院校，而在各書店所出的叢書，卡萊爾曾說，今日之大學在於叢書。何以故？因現代能讀書之青年所的知識，皆由閱覽雜書而來，非由聽教師講義而來。」

辜振豐專欄：不要理會辜振豐這個人！

不要理會辜振豐這個人！ by 老辜

各位親愛的讀者，很高興能夠在群學出版社的網站跟大家交流。平時朋友都叫我「老辜」，所以不要叫我「辜老」，因爲這位臺灣之寳——辜振甫先生已經蒙主恩召。雖然並沒有如一些人的期待，接掌海基會董事長，但心中還是充滿喜悅，畢竟寫作是我最大的樂趣。2004年4月，開始轉變寫作方向，朝向創作之路挺進，而且一出手，就挑戰長篇小説，書名就叫《獼猴推倒一棟摩天樓》，内容則以諷刺的筆法，顛覆教育體制，同時透過一位小女子的眼光，來敍述社會百態。目前臺灣民衆既苦悶又鬱卒，希望這本搞笑的小説，能夠帶給大家無窮的歡樂，不過，請小心自己的肚皮！

當然啦！我還是會維持以往的寫作内容，不但介紹新知，同時貢獻生活的策略，好讓大家平添更多的樂趣。千萬記得！幽默、開玩笑、互相交流不但可以坑殺苦悶，同時還可以把憂鬱症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最後， 《布爾喬亞：欲望與消費的古典記憶》和《時尚考：流行知識的歷史秘密》這兩本書是我的主要著作，銷得不錯，謝謝各位讀者的鼎力支持。

朱道凱 ：狗尾續貂──也談翻譯

狗尾續貂─也談翻譯

朱道凱

大四那年殷允芃剛回國，在政大開了一門「新聞英文」，我有幸成為她最早的學生。但我終究沒有當過一天新聞編譯，幾十年後，卻把她當年說的一句話，當做老來玩票翻譯最重要的原則。

她說：「翻譯最重要的是中文能力」。我對這句話的理解是，譯者必須假設讀者完全不懂外文；你的譯文是他接觸作者思想的唯一管道。如果你譯出來的東西不是一般人熟悉的中文，你就沒有盡到翻譯的責任。就這一點而言，義愷先生在大作《我來灌水了──個人翻譯經驗談》中表示，如果原文詰屈聱牙，譯文應以不通順為要務，就有商榷餘地了。不通順的中文，如何能吸引讀者讀下去？不能吸引讀者讀下去，豈不有違做為讀者和作者之間橋樑的翻譯初衷？

當然，翻譯新聞外電與翻譯學術書籍不同。但不同的是傳播內容，而非傳播媒介。中文是翻譯作品的傳播媒介，不要讓媒介成為內容的障礙，是任何傳播工作者，包括譯者，應遵守的原則。

再說，即使從「信」的角度來看，我們如何確定原文詰屈聱牙不是譯者本身理解原文的能力不足？這又引出我對義愷先生大作另一個不同意見。他在討論如何處理原文句子過常的問題時，提到他常用括號來解決。原文句子過長，確實是包括我在內很多譯者頭疼的問題。拆解方法各有巧妙，但我不同意用括號來解決。主要原因是標點符號本身具有意義，在英文及中文皆然。括號裡的文字是補充文字，次要性質，可以全部拿掉而無損原句意思。如果原文作者沒有用括號，就表示他認為他的長句字字珠璣，沒有一段是次要的。做為譯者，我們或許不同意原文字字珠璣，但無權扭曲作者原意。

換言之，我對翻譯工作抱著「絕對尊重作者」的原則。譯者是工具，就像餐館的侍者；作者則是大廚。侍者不管多會燒菜，豈有在未經大廚同意下，隨便在燒好的菜裡加醬油之理。以餐館比喻翻譯，讀者當然是食客。侍者有沒有機會幫客人點菜？不但有，而且有時還需要指點一下客人。第一次進法國餐廳的客人，如果不幸點了一盤蝸牛，面對滑不溜嘰的怪物和不知幹什麼用的叉子、鉗子，可能當場傻眼。此時盡責的侍者會悄悄示範一下。群學老總劉鈐佑鼓勵譯者多寫「譯註」，我雖然懷疑那是他讓譯者做額外工作的陰謀，但我同意，譯註是那位教客人怎麼吃escargot的侍者可以做也應當做的事。但「譯註」不等於「譯著」，有些譯者學問好，喜歡在譯文中塞進自己見解，甚至改寫原文。依我之見，除非獲得作者同意，這個做法違背翻譯「倫理」。

廢話半天，還沒遵照群學編輯晏甄小姐吩咐，分享我的翻譯經驗。老實說，我不大相信翻譯經驗可以分享。每個人工作方式不同，適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我和義愷先生大不同，我不耐煩先讀一遍原著，甚至連先讀一段都嫌麻煩。我譯第一稿的方式近似現場口譯，眼看原文，手敲鍵盤，看一字敲一字。口譯的缺點是沒有經過消化，出錯機率極高。所以我每譯完一段和一章，必回頭修改。全書譯完，再重頭到尾修改一、二遍，時間允許的話，我會修改第三遍。而且每一遍都找得到譯錯的地方或更好的譯法。當然，這個方式只適合像我這種懶得讀書，卻不怕打字，而且打字速度比閱讀和思考快的人。

Google興起後，翻譯工作變得容易多了。以往抱著書去中央圖書館查資料，卻在門口被「不准讀自己的書」為由擋下，或住在香港時被天地圖書公司店員禁止「抄筆記」的經驗，距今已很遙遠。正因為如此，我覺得現在翻譯還誤解原文是不可原諒的事。這不表示我的翻譯一定不會出錯（恰恰相反，我很怕讀自己譯的書，就是因為怕看到令自己羞愧的錯誤）；而是說，我要求自己凡是看不懂或有疑問的地方，一定不厭其煩上網搜索，查到自己滿意為止。

英文和社會科學均非我的本行，卻譯了幾本對我來講相當艱深的社會科學著作。譯每一本都是一個痛苦經驗，痛苦在於自己缺乏基礎知識，需耗費大量時間上網查資料，有時查了還是看不懂。若非群學做好把關工作，每本書最後由學者負責審稿，我老早打退堂鼓了。因此，我認為由社會學本科師生翻譯社會學著作，是比較好的選擇。此外，合譯也是一個不錯的辦法。我的合譯經驗是「兩個臭皮匠勝過半個諸葛亮」，靠email與合譯者天天溝通，曾幫我解決很多翻譯上的困難，當然也排遣不少獨自一人面對電腦喃喃自語的寂寞。劉鈐佑比喻翻譯如乘「孤獨的船」飄洋過海，合譯是兩人同舟共渡，避免發瘋的好辦法。

由本科師生譯本科書，固然能解決專業上的問題，但未必能解決文字問題。我以一個外行人看台灣社會學界，常覺得這一行的人好像跟我說的不是同一國語言。當然，語言是活的。我讀新聞系的時候從未聽過「去xx化」，現在「去中國化」已是台灣媒體日常用語。但deinstitutionalize是否一定要譯成「去機構化」，恐怕仍值得社會學界討論。至於堅持radical是「基進」而非「激進」，經過這麼多年下來，已證明可以休矣。

前一陣子教育部擬議減少中學國文課本文言文比重，曾引起一些討論。支持者認為文言文在現代社會已失去作用，這或許是事實，但從事翻譯工作，如果沒有一點古文底子，絕無可能譯出「民有民治民享」這樣乾淨漂亮的中文。話說回來，現在活著的人大概沒有幾人有此能耐，但無論如何，我們至少要避免「本文是透過對彌爾《自由論》一書及其相關著作思想的文本分析與詮釋雙管齊下之方法，來評估、討論並呈現其自由理論完整而客觀的面貌，並對其自由理論所引發出來的相關問題爭議之所在加以釐清與評估」這樣不中不西的文字吧。（這是我從網路上隨手抄下的句子，並無對作者不敬之意，只是舉例說明台灣社會學界受過去翻譯毒害之深。）

鈐佑先生要我寫翻譯「撇步」，我卻拉拉雜雜寫了一堆不著邊際的話，給義愷及鈐佑兩位先生的精闢文章狗尾續貂，見笑了。總言之，我強調中文能力對翻譯的重要性。翻譯社會科學，不見得比翻譯Gone With The Wind困難，只要我們一天譯不出《飄》的水準，就仍有改進的空間。

文欽 ： 研究生札記之「知識的溫度」

研究生札記之「知識的溫度」 by 文欽

這兩天，一入夜就下雨，冷氣團埋伏了無數把鋒利的刀，放肆地刮過臉龐。所以要不是鬧鐘真的太盡責了，嚇跑了男生宿舍清早八點的寧靜，我還真情願繼續在床上睡到地老天荒。只是，既然在第一時間跳起來關鬧鐘，為了可以像前一晚立志好好準備TOFEL的自己交代，也就沒有再爬上床睡覺的藉口， 拎著盥洗用具，到浴室面迎冷水，以及冷水滲進臉皮所帶來的一日清醒。

其實我早上並沒有課，而是刻意趕早來圖書館佔位子的——這禮拜期中考，圖書館雖然沒有人滿為患，但卻有不少人佔位為王，拿兩本書往桌上一放，就四處溜達、上課、趕考，雲遊八方再歸位讀書，所以如果我晚到了，就得去擠六人共用的大桌子，結果常常會因為一個不小心，我從書包翻出來的書，併著我另外又從架上取回來的各期雜誌，就侵蝕到別人的領地，中斷他們閱讀的思緒，以為我是來攪局的。

我從來不是一個安分的讀者，帶書到圖書館讀，卻又經常到各書類書區尋寶，看對眼的、當初想看沒時間看、想借沒借到的、跟最近閱讀主題相關的，一一會被我蒐羅回座位上，然後像男人買新車、女人買新衣一樣，迫不及待地好好審閱它們。

沒辦法，大部分的時候，因為某門課，我們要向指腹為婚那樣，被逼著去讀某些書。但是「逼」本身就隱含著反抗，學生於是很難在一開始就喜歡上指定讀物。我就常常在這樣的限制之外，自己去找一些旁門左道來一窺堂奧，或是根本離開該念的主題，去跟從前的主題幽會了。

今天也不例外。本來打算搞清楚貿易理論中的H—O模型的微言大義，卻在複習一串英文字首之後，去拿了幾本《Time》來翻，再讀《聯合文學》裡的兩篇小說，當然有自覺這樣逃避下去不是辦法，便讀起《經濟學的視野》的前三章，最後用二十分鐘去瀏覽H—O模型的意義和延伸後，時近中午，便收拾家當去買飯，準備上課。

我的課不多，總計四堂，是我有史以來修過最少的學分。但是，我絕對敢發誓，這半學期的時間所讀的論文跟書籍，已經比過去任何單一學期還來得多，因為從今年開學起，每上完一堂課，我都發現原來還有那麼多值得念、應該念的書沒念，然後會焦躁地去圖書館上網查詢，有些還在別人手上的，就線上預約，其他可供借閱的，我當然還沒有嚴重到全部借回來的地步，但還是會去翻出來看看它在談什麼玩意，合不合目前的胃口。

「讀那麼多書幹嘛？」這是我常常遇到的問題，其難以回答之程度，媲美「為什麼念政治所？」，可雙雙列入金氏世界記錄之不可能任務。我通常就是擺出一０一號傻笑，再擺個MSN表情符號裡的皺眉頭，反問；「不讀書，那要幹嘛？」

我當然也有不讀書的時候，打電話約吃飯、上網MSN或BBS、瀏覽別人的blog，以及下意識地來本新聞台看有沒有人留言等等瑣碎凌亂的片段，只是不諱言的，我好像花比較多時間在讀書。

這麼說好了，摒除掉我覺得讀書是自己唯一比較上手的專長，所以只好讀書之外，我覺得，讀書是廉價而高貴的慾望，講出來並不會覺得丟臉，而且書就住在書店、圖書館、舊書攤裡，千奇百怪任君挑選，就像有人愛吃美食，有人愛開名車，讀書也可以是一種嗜好，沒有「一定非如此不可」的企圖。

特別是在這種冷得讓我差一點把去爬玉山所穿的羽毛衣拿出來的早上，讀書是一種可以清醒地面對自己，以及和其他心靈共同取暖的方法。我當然可以選擇繼續賴在床上跟棉被溫存，作一些像在拍香港警匪片的怪夢，可是透過閱讀，我卻可以見識到別人如何發揮思考與想像，點亮或助燃許多知識的火種，照出自己許多的盲點，最後讓人不得不靠近，好讓各種論點來打通任督二脈、活絡筋骨，溫暖人對於未知的顫慄，也讓人用更素樸開闊的心態，去面對各種紛雜的人事。

是之為知識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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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吳文欽，政大新聞系畢業，興趣是讀書，專長是講冷笑話，立志當一個握有大幅地圖的人，也就是盡力探索這個世界的樣子，然後不同的角度去描述它們。
因為想念的書太多了，目前反而沒有什麼特別的偏好，只好暫時棲身比較政治學門，在課堂上看諸多身懷絕技的學者們，如何在一篇篇論文中交鋒，然後也在圖書館，一磚一瓦補齊統計跟經濟的底子，希望
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學得闖蕩江湖的一招半式。
我從來不是一個嚴肅的人，但是是一個可以討論問題的人。有時候我也會問一些奇怪的問題，不然，你可以到我的新聞台瞧瞧：欽城：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dearjoyce

《傅柯說真話》上市了！

《傅柯說真話》上市了!

在克服希臘字排版的重重難關之後
《傅柯說真話》終於生出來囉!

唐山書店、政大書城、三民書局、東海書苑(台中) 、洪雅書房(嘉義)、歐納書坊(台南)、闊葉林書店(台中) 等書店已搶先上市了!

誠品書店還要再等一下下(約一個禮拜後才會上市)
至於校園書店，似乎都跟著學生放寒假了
但還是可以跟他們訂書喔!

如果需要網路購書，請到三民網路書店
更多書店消息請見群學網頁

義愷 ：我來灌水了── 個人翻譯經驗談

我來灌水了----個人翻譯經驗談 / by 義愷

以下寫得很雜亂，希望大家多給些意見。:)

一、我的翻譯信念

學術翻譯乃是跨文化溝通的一種，溝通又分成許多層次，因此「譯什麼書？為何譯？」往往也決定了「如何譯？」個人以為，學術原典的翻譯以「信」為第一考量。 這裡所謂的「信」乃是要盡力再現原文的感覺；如果原文是「雅」的，「達」的，那麼信譯也要傳達出雅緻和通達的感覺；如果原文給本國人唸本就是詰屈聱牙的，那麼信譯也應以不通順為要務。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 Allen Wood 《純粹理性批判》的英譯本，連康德的句構都盡力保留) 懂外語的人必有經驗，學術原典本就難讀，譯原典的主要目的是讓本國語言有可信賴的研究資料，因此信為第一要務。同理，譯原典，譯註必不可少；德國人連編康 德全集時都要耗費心力添加文本考證和歷史脈絡的註釋，那麼譯成另一種語言的時候，提供原語言的語境和背景仍是必要的。至於譯註的適當範圍，這是個大問題， 我還沒想清楚。:P

第二種學術翻譯，目的乃是引介國外的知識情況；學術工作者或社會人士並沒有太多時間咀嚼原典的博大精深，這時通常選譯的著作並不是原典，而是完善的二手資 料或好的教科書。既然它的功能是作為一個導引，而使本地的讀者能進一步去接觸相關的外國書籍，這類書籍的翻譯往往應該捨「信」而就「達」，將原文的意思用 流暢的母語表達成為第一考量。

二、我的翻譯程序

每個人都有工作流程，希望各位可以分享一下經驗，我姑且拋磚引玉一番。

首先是理解全書。至少我會先通讀一遍，一時不懂的句子先註記起來。接著開始試譯一部分 (3-5 頁) ，然後仔細讀過譯文。然後是緩慢而冗長的翻譯過程。大致會有五個問題：a.學術翻譯特別困難的是：確定作者的專有名詞。如果書有索引，一開始也可以藉著索 引來確定一些專有名詞的譯法，有時專有名詞已有通譯，若無特殊理由可直接沿用；沒有通譯的專有名詞就要靠查資料以及個人的想像力發揮作用了。不過學術原典 特別存在一個困難，就是專有名詞有時未必放在索引，這需要專業能力還有恰當的閱讀技巧來確定哪些字詞是作者專用的哪些又不是 (我在譯傅柯那本小書的時候就碰到speech跟discourse是否有區別的問題) 。因為隨著翻譯的進行，自己的理解必然有所轉變，有時一些專有名詞也會隨之更改原先決定的譯法。最好是用 excel 或是用手繪表格，先把暫時決定的譯法 (專有名詞以及人名) 表列出來，免得翻譯到一半忘了一開始的譯法。而且也幸虧有電腦，現在在文書處理器上可以很輕易地執行「全部取代」的工作 (不過也要小心，因為有時會把不該替代的詞替代掉:P) 。b.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有不懂的字詞或句子，有時牽涉到專業知識，就要準備好工具書或是網路。我個人是比較信任書籍，因為網路有時會提供不恰當的資訊，或者有權威性的網站也好一點。這些工作常常會拖延譯書的流暢度，不過就是得很有耐心⋯⋯c.有時也會遇到不知如何翻譯才好的問題，這時就是請教朋友、老師或 者和出版社溝通，或者有翻譯經驗的人也不錯 (可惜我沒有遇到，應該把翻譯社群建立起來才對) 。d.又，如果這個作者還活著，網路的發達通常讓你有機會跟他溝通、問問題，這是最好不過了；如果作者已死，那等於是少了一個重要的請教管道。e.還要注意成書年代，即便是六十年前的書，對許多字的用法也可能和現在不太一樣，要小心一點，譯英文的時候，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是不錯的工具書。書全部譯好的時候，我會先放著一陣子，比方說一到兩週，然後再從頭到尾看一遍，檢查錯字、看看有沒有前後不一的地方，有時句子不通順也會改一改。這算是初步工作。最後，跟群學合作的過程中，他們編輯、校對完後還有讓我再校對兩次，我主要是更改一些不恰當或會造成誤解的句子，也增加了一些腳 註，解釋某些譯名的理由----這次翻譯經驗讓我發現，有些我以為是通用的譯法其實也未必是通用的。 (所以有時要清楚自己設定的讀者群，才知道該寫哪些譯註⋯)

三、常遇到的翻譯問題

a.的地底得之性----有時為了要求精確，要清楚區分所有格詞尾和形容詞詞尾。比方說，德國思想家有時會區分moralische Metaphysik跟Metaphysik der Moral，應該分譯為「道德的形上學」和「道德底形上學」。儘管「底」看起來有點古怪，在此卻有必要。我自己翻譯過的著作倒是不常碰上這個問題，不過有 時我會在屬格出現的時候用「之」。副詞詞尾是「地」，有時表達程度副詞應用「得」。我自己覺得很惱人的是，形容詞名詞化的時候常常只能加「性」，其實讀多 了很拗口也很難看，但是目前沒有想到好的解決方法，雖然中文的形容詞名詞化的時候並不習慣加上「性」，但有時又有必要。不過這可能是個人品味的問題⋯⋯ (楊凱麟將傅柯的 histoire de sexualite 譯為《性特質史》還不錯)

b.歐洲語文的優勢----德譯英跟德譯中的困難真是相差不可以道里計。比方說，德文的Figuration可以直接在英文中變成figuration， 但是中文可不能譯成「飛格拉踢翁」吧 (話說回來，我還真的看過大陸書有人把Fallibilismus譯成「法利比爾主義」⋯⋯) 。另外一個常常要注意的是，歐洲的字都是分開的，在句子中的位子通常也可以清楚表明其結構；但是中文就沒有這種優勢，在否定句中要特別注意原文是在否定什 麼，譯成中文有時可能會有兩種解讀或甚至錯誤的解讀 (我譯的傅柯就曾被姚人多教授指出一句類似的錯譯，可惜我忘了那個例子是什麼了) 。

c.長句子的處理----這跟「翻譯單位」的問題有關。個人最習慣以句子為單位來翻譯，以字處理有時會流於見樹不見林 (並不是把每個字都翻譯出來就算數，而是應該翻出整句的意思和文氣；有時在中文加一些原文所無的語氣詞更能傳達這類細微的差別。) 。以段為單位處理有時也很重要 (作者行文有條理時，這點相當重要) ，不過我並不習慣這麼做。但以句子為單位也有問題，就是歐洲語言的句子常常會弄得落落長，這時就面臨是否要拆解句子或加括號的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常常用 加括號來解決，希望在譯文中保留一句的原來長度，但這在閱讀上可能會有困難。拆解句子有時也會有問題，因為很有可能作者本來就希望用一個句子表達一個想法 (這在德語作家中尤其常見) ，是否應該為了文句的流暢，而把一個想法拆解成許多句子，這是一個兩難。

四、我看台灣的學術翻譯環境

問題：a.缺乏計劃性。基本上學術翻譯一定需要人們相互交流溝通，在溝通、合作中建立起來的譯名往往也比較可靠。可惜這裡環境不太容許這種合作發生，我自己翻譯的時候也常常感覺到能請教的人並不容易找到。於是常常流於單打獨鬥。就原典來說，譯本其實越多越好，但是要有「進步」才算數。維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也有好幾個中譯本了，但是每個人都是單打獨鬥，少有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譯本，這很可惜，因為翻譯也應該要有一種累積的作用才能生長、開花、結果。b.台灣的學術界並不承認翻譯是學術的credit。這很要命，在國外就不是這樣，譯出一本外國的原典絕對是對本地文化的重要貢獻，怎麼能等閒視之呢？

解決：我想不到什麼對症下藥的方式。不過倒是覺得，透過網路，比方說群學這裡的blog或者是傅大為教授和一些人弄的翻譯工作坊都算是一個建立社群的管道，讓大家有一個具體地、細緻地討論翻譯的問題的空間；當然，需要的就是多多宣傳還有鼓勵，還有營造一個適當的交流環境；讓大家不吝於分享經驗也不羞於詢問一些瑣碎的問題 (說到底，翻譯本來就是一門苦工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