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道凱 ：狗尾續貂──也談翻譯

狗尾續貂─也談翻譯

朱道凱

大四那年殷允芃剛回國，在政大開了一門「新聞英文」，我有幸成為她最早的學生。但我終究沒有當過一天新聞編譯，幾十年後，卻把她當年說的一句話，當做老來玩票翻譯最重要的原則。

她說：「翻譯最重要的是中文能力」。我對這句話的理解是，譯者必須假設讀者完全不懂外文；你的譯文是他接觸作者思想的唯一管道。如果你譯出來的東西不是一般人熟悉的中文，你就沒有盡到翻譯的責任。就這一點而言，義愷先生在大作《我來灌水了──個人翻譯經驗談》中表示，如果原文詰屈聱牙，譯文應以不通順為要務，就有商榷餘地了。不通順的中文，如何能吸引讀者讀下去？不能吸引讀者讀下去，豈不有違做為讀者和作者之間橋樑的翻譯初衷？

當然，翻譯新聞外電與翻譯學術書籍不同。但不同的是傳播內容，而非傳播媒介。中文是翻譯作品的傳播媒介，不要讓媒介成為內容的障礙，是任何傳播工作者，包括譯者，應遵守的原則。

再說，即使從「信」的角度來看，我們如何確定原文詰屈聱牙不是譯者本身理解原文的能力不足？這又引出我對義愷先生大作另一個不同意見。他在討論如何處理原文句子過常的問題時，提到他常用括號來解決。原文句子過長，確實是包括我在內很多譯者頭疼的問題。拆解方法各有巧妙，但我不同意用括號來解決。主要原因是標點符號本身具有意義，在英文及中文皆然。括號裡的文字是補充文字，次要性質，可以全部拿掉而無損原句意思。如果原文作者沒有用括號，就表示他認為他的長句字字珠璣，沒有一段是次要的。做為譯者，我們或許不同意原文字字珠璣，但無權扭曲作者原意。

換言之，我對翻譯工作抱著「絕對尊重作者」的原則。譯者是工具，就像餐館的侍者；作者則是大廚。侍者不管多會燒菜，豈有在未經大廚同意下，隨便在燒好的菜裡加醬油之理。以餐館比喻翻譯，讀者當然是食客。侍者有沒有機會幫客人點菜？不但有，而且有時還需要指點一下客人。第一次進法國餐廳的客人，如果不幸點了一盤蝸牛，面對滑不溜嘰的怪物和不知幹什麼用的叉子、鉗子，可能當場傻眼。此時盡責的侍者會悄悄示範一下。群學老總劉鈐佑鼓勵譯者多寫「譯註」，我雖然懷疑那是他讓譯者做額外工作的陰謀，但我同意，譯註是那位教客人怎麼吃escargot的侍者可以做也應當做的事。但「譯註」不等於「譯著」，有些譯者學問好，喜歡在譯文中塞進自己見解，甚至改寫原文。依我之見，除非獲得作者同意，這個做法違背翻譯「倫理」。

廢話半天，還沒遵照群學編輯晏甄小姐吩咐，分享我的翻譯經驗。老實說，我不大相信翻譯經驗可以分享。每個人工作方式不同，適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我和義愷先生大不同，我不耐煩先讀一遍原著，甚至連先讀一段都嫌麻煩。我譯第一稿的方式近似現場口譯，眼看原文，手敲鍵盤，看一字敲一字。口譯的缺點是沒有經過消化，出錯機率極高。所以我每譯完一段和一章，必回頭修改。全書譯完，再重頭到尾修改一、二遍，時間允許的話，我會修改第三遍。而且每一遍都找得到譯錯的地方或更好的譯法。當然，這個方式只適合像我這種懶得讀書，卻不怕打字，而且打字速度比閱讀和思考快的人。

Google興起後，翻譯工作變得容易多了。以往抱著書去中央圖書館查資料，卻在門口被「不准讀自己的書」為由擋下，或住在香港時被天地圖書公司店員禁止「抄筆記」的經驗，距今已很遙遠。正因為如此，我覺得現在翻譯還誤解原文是不可原諒的事。這不表示我的翻譯一定不會出錯（恰恰相反，我很怕讀自己譯的書，就是因為怕看到令自己羞愧的錯誤）；而是說，我要求自己凡是看不懂或有疑問的地方，一定不厭其煩上網搜索，查到自己滿意為止。

英文和社會科學均非我的本行，卻譯了幾本對我來講相當艱深的社會科學著作。譯每一本都是一個痛苦經驗，痛苦在於自己缺乏基礎知識，需耗費大量時間上網查資料，有時查了還是看不懂。若非群學做好把關工作，每本書最後由學者負責審稿，我老早打退堂鼓了。因此，我認為由社會學本科師生翻譯社會學著作，是比較好的選擇。此外，合譯也是一個不錯的辦法。我的合譯經驗是「兩個臭皮匠勝過半個諸葛亮」，靠email與合譯者天天溝通，曾幫我解決很多翻譯上的困難，當然也排遣不少獨自一人面對電腦喃喃自語的寂寞。劉鈐佑比喻翻譯如乘「孤獨的船」飄洋過海，合譯是兩人同舟共渡，避免發瘋的好辦法。

由本科師生譯本科書，固然能解決專業上的問題，但未必能解決文字問題。我以一個外行人看台灣社會學界，常覺得這一行的人好像跟我說的不是同一國語言。當然，語言是活的。我讀新聞系的時候從未聽過「去xx化」，現在「去中國化」已是台灣媒體日常用語。但deinstitutionalize是否一定要譯成「去機構化」，恐怕仍值得社會學界討論。至於堅持radical是「基進」而非「激進」，經過這麼多年下來，已證明可以休矣。

前一陣子教育部擬議減少中學國文課本文言文比重，曾引起一些討論。支持者認為文言文在現代社會已失去作用，這或許是事實，但從事翻譯工作，如果沒有一點古文底子，絕無可能譯出「民有民治民享」這樣乾淨漂亮的中文。話說回來，現在活著的人大概沒有幾人有此能耐，但無論如何，我們至少要避免「本文是透過對彌爾《自由論》一書及其相關著作思想的文本分析與詮釋雙管齊下之方法，來評估、討論並呈現其自由理論完整而客觀的面貌，並對其自由理論所引發出來的相關問題爭議之所在加以釐清與評估」這樣不中不西的文字吧。（這是我從網路上隨手抄下的句子，並無對作者不敬之意，只是舉例說明台灣社會學界受過去翻譯毒害之深。）

鈐佑先生要我寫翻譯「撇步」，我卻拉拉雜雜寫了一堆不著邊際的話，給義愷及鈐佑兩位先生的精闢文章狗尾續貂，見笑了。總言之，我強調中文能力對翻譯的重要性。翻譯社會科學，不見得比翻譯Gone With The Wind困難，只要我們一天譯不出《飄》的水準，就仍有改進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