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振豐專欄：作家像哥倫布？

作家像哥倫布？

辜振豐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 l835～1910）曾經開過出版社，對於編務和書市瞭若指掌。他指出，編輯偶爾會拿到很暢銷的書稿，但他事先根本無法預測，所以身為編輯就像哥倫布，本來要行向印度，卻到了中美洲。其實，很多暢銷作家又何嘗不然！
　　

　　十八世紀一登場，西方世界的市場經濟開始大行其道，書市也跟著熱絡起來。很多作家日漸擺脫王公貴族的贊助，因為只要作品可以賣的話，倒是能夠自力更生。像英國詩人波普（Alexander Pope, 1688～1744）翻譯荷馬（Homer , 900B.C.～900B.C.）的兩部史詩而賺進大筆鈔票，後來還請人蓋了一座美輪美奐的風景式庭園。小說家狄福（Daniel Defoe, 原名Daniel Foe, 1660～1731）早年過得很潦倒，平時喜歡寫一些小冊子，諷刺高官顯要，結果數度進出監獄。不過，他著作等身，一輩子還寫了三百多本書。一七一九年四月，他年屆六十高齡，完成了名著《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 1719），一上市後，就成為暢銷書，而且歷久不衰。令人驚訝的是，他只拿到十英鎊的酬勞，而書上作者竟沒有掛名。

　　文人大多給人一種窮酸的印象。但古往今來，還是不乏富有而慷慨的文人，例如伏爾泰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位啟蒙時代的哲學家和歷史家，但也是一位人氣暢旺的劇作家，他的劇本在法國喜劇院的演出一直歷久不衰。因此稱他為文人（man of letters）也很恰當。不過，當時版權法並不嚴格，所以要拿到高額的版稅，可謂難上加難，何況盜版的風氣也非常盛行，加上他的作品不斷遭到查禁。如此 一來，伏爾泰不免要絞盡腦汁，以尋找生財之道。

　　他對於自己的投資眼光頗有信心。他和一些朋友合夥大舉購買彩帣，賺進一筆財富，後來 他和另一位朋友販賣軍需品而再度日進斗金。過了一段時間，他便靈活地運用自己身邊的資金，放高利貸給一些貴族，光是每個月收利息，就可以讓他後半輩子高枕無憂。伏爾泰寫信給銀行家朋友特霍欽，談到他大半輩子在紙上筆耕，就好像行乞一樣，幸好身邊有一大筆財富，可以做很多事情。顯然，伏爾泰能夠我行我素，時時贊助劇團和年輕作家，真是悅人又悅己。

　　到了十九世紀，報章雜誌開始大行其道，尤其是新聞連載小說，有些作家一夕之間賺進大筆鈔票。如法國的巴爾札克、歐仁‧蘇（Eugène Sue ,1804～1857）、大仲馬（Alexandre Dumas Sr. , 1802～1870）、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以及英國的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不過，巴爾札克揮霍無度，盲目投資，加上追求貴婦，以致負債累累，而狄更斯因孩子太多而 所剩無幾。可見老時代的作家能夠依靠作品而躋身到富豪之列並不多。

　　一般人以為暢銷作家總是一步登天，但未必如此。美國驚悚作家史蒂芬‧金（Stephen King, 1947～）成名的前八年經常遭到退稿，畢業後任教高中，為貼補家用，還到洗衣店打工，這些點滴在《寫作論》（On Writing）中交代得一清二楚。史蒂芬 ·金某日上課時，接到一通電話，心中覺得不太尋常，拿起電話筒一聽，原來是出版社編輯已同意出版！他的處女作《魔女嘉麗》（Carrie）上市前，雙日出版社只給他兩千五百元美金，一年後，此書大賣，平裝本的稿費則漲到四十萬美金。得知這項好消息之後，他直接衝到街上蹦蹦跳跳，因為可以立刻辭掉教職，以便專心寫作。

　　作家成名後，背後往往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哈利波特》（Harry Potter）作者羅琳（J.K Rowling, 1966～）曾在匈牙利教英文，後來離了婚，成了單親媽媽，幸好先有救濟金，後有蘇格蘭文藝協會的補助金。不過，日子還是苦哈哈，畢竟在咖啡廳裏，一面要創作，一面還要帶小孩。何況第一集完稿後，遭到九家出版社拒絕，其中包括哈潑柯林斯（HarperCollins Publishers）、企鵝（penguin）等大型公司， 最後由百花里出版社（Bloomsbury）推出上市。目前，百花里依靠羅琳這顆「金雞蛋」，更開始和英國的大出版社平起平坐！

　　更不可思議的是，日本靜山社也靠羅琳而大發利市。靜山社是日本的一人出版社，前社長因肺癌而去世之後，便由他太太松岡佑子接任。平時營運不佳，但某日有位認識羅琳的好友跟她談起可以考慮取得《哈利波特》的翻譯授權，雖然英國方面還沒同意出版。於是她靈機一動，就搭飛機到英國找羅琳。這位名不見經傳的作者大為感動，同時也同情寡居的松岡佑子，便一口答應。回到日本，身為口譯專家的松岡佑子本身精通英文，更親自擔任翻譯。小小一家靜山社賺了大錢，目前已經在東京蓋了辦公大樓！

　　顯然，羅琳和史蒂芬‧金在寫作過程中，從來也沒有考慮到市場，但書一上市，卻叫好又叫座。不過，有些西方作家頗能洞察書市的脈動，選定題材時，就有行銷的考量。例如，富蘭克林自己成立讀書俱樂部，出書前更與報章雜誌的配合而大力宣傳，難怪書一出，便大為暢銷。批評家威爾遜（R. Jackson Wilson）曾指出，富蘭克林是第一位名利雙收的美國作家。

　　又如比利時推理作家奚孟農（Georges Simenon, 1903～1989）曾經當過記者，平時十分留意讀者的品味，所以作品一上市，便得到讀者的青睞。他一生寫了四百多本小說，其間賺進巨額的版稅，一度定居在瑞士山上的古堡，而且還請了十個傭人。至於林語堂所推崇的幽默作家利考克（Stephen Leacock, 1869～1944），本身是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經濟學教授。教學之餘，也寫了很多小說?，每當出書時，必定選在耶誕節前夕，因為這段期間書店的人氣十分暢旺。
記得以前剛接觸西洋文學，總是誤以為作家一旦成名，必然名利雙收，但事實並非如此。細讀他們的生平，發現中世紀詩人喬叟（Geoffrey Chaucer, 1342～1400）曾是國稅局官員，而他的後輩作家大 多有專職，如劇作家馬羅（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 情治人員）、亨利‧費爾汀（Henry Fielding, 1707～1754, 法官）、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 督學）、哈代（Thomas Hardy, 1342～1400, 建築師）、費滋傑羅（F. Scott Fitzgerald, 1896～1904, 廣告人）、傑克‧倫敦（Jack London, 1876～1916, 卡車司機）等。除了暢銷作家，一般專業作家平均年收入並不高。一九七九年，美國作家協會（ASCAP： 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曾經對入會的作家做調查，結果平均年收入只有美金一萬一千元！

　　西方世界的書市已經十分成熟，許多作家的寫作歷程是值得參考的。有些作家並不醉心於文學獎，但他／她們願意在書市奮力一搏，如符傲思（John Fowles, 1926～）、納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萊辛（Doris Lessing, 1919～）。要知道《法國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羅莉塔》（Lolita）、《金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不但歐吉桑歐巴桑很喜歡看，同時還是大學文學系的教材。看來，這三位作家倒能夠優遊於純文學和大眾文 學的領域。

　　目前台灣很多小說雖然得到文學獎，但一上市往往短時間就在書海中慘遭滅頂。難怪有人不免嘲諷這些小說只是寫給評審看，根本不在乎讀者。也因此很多人開始相信文學獎是票房毒藥。在此，有一個虛構的名詞──讀者獎，倒是可以留意一番。換言之，很多讀者要是認同這本小說，加上跟內容或主角產生共鳴，那就等於得到「讀者獎」！接著便掏錢買書。其實，在寫作過程中，心目中的讀者可以是親朋好友，或是左鄰右舍的高中生、路邊的國中生、安親班的小學生、校外的中輟生，甚至是躺在榮民醫院的老先生。想想看，如果有位垂死的老先生看了之後，多活了幾年，那這本小說必定功德無量！因此忘掉那些評審和書評家吧！或許也可以把獎金和獎盃拋之腦後！身為一個作家，要把「獎」這種東西拿來玩一玩，內心才會有創作的猛勁。當然啦！如果不小心得獎，你可以 學學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拒絕領獎，或是學學影星保羅‧紐曼（Paul Newman, 1925～ ）的瀟灑作風──希望晚年罹患風濕症的時候，頒獎人宣佈得到奧斯卡獎，便從座位慢慢爬到講台去領獎！

辜振豐專欄：裝幀的美學──評南伸坊《書·裝幀》

裝幀的美學
──評南伸坊《書·裝幀》

辜振豐

　　記得一開始讀日文時，就被書上的封面設計所吸引。往後，只要買到任何一本日文書，就會先翻到版權頁，以便認識設計家的名字。過去買了很多名學者的著作，如吉本隆明、西谷修、笠井潔等人，每當訂到書之後，總是發現這些書的設計風格十分雷同，好奇之下，一一翻閱，赫然發現都是由菊地信義所設計的作品。後來看了一些雜誌才得知，原來他是日本知名的裝幀設計家，經常接受訪問，並暢談封面設計的哲學和竅門，而且還精通當代法國思想。幾十年來，出版界十分肯定他的成就，這可以從他推出《裝幀談義》和《菊地信義作品集》兩本書得到印證。他善於運用東方的留白美學，使得整本書的面貌有別於歐美的設計。例如，西谷修《不死的幻境》（不死のワンダーランド）一書，斜體字的書名置於左上角，至於人名則放在正中央，其餘的空間則留白，顯然這是十分大膽的設計。

　　幾年前，臺灣的日臻出版社還推出《菊地信義作品集》，並邀請他到臺北來演講，可算是推廣裝幀設計的第一步。

　　日本一直很重視封面設計，一些雜誌如《Books》和《設計現場》，往往另闢版面，推薦當月傑出的設計家及其作品，而每年也會出版專書，呈現每個設計師的年度作品。這些人大都是以設計為專業，但有少數本身兼作家，如南伸坊就是一例。他的作品展現本身特有的幽默和逗笑。行銷專家兼評論家井狩春男指出，封面就像一個人的臉部，書名就是眼睛，至於書腰帶則是嘴巴。以此看來，南伸坊的作品是頗能吸引讀者的購買欲，畢竟書要好銷，封面是一項關鍵因素。在他這本圖文並茂的《書．裝幀》中，他談到曾經為評論家坪內佑三設計《我是老古板》一書，上市沒多久，便立刻加印。柔和的明治時期的字體來設計書名，封面則是滿是皺褶的舊書布面，全書的設計以白色爲主調，書腰帶是白底褐色字，是他設計的特色，也因此吸引不少坪內的書迷。

　　日本是一個講究實力的國家，只要能展現傑出的成績，根本不會在乎是否科班出身。南伸坊只是高中畢業，並沒有考上藝術大學。不過，他從小就很留心觀察水泥工、油漆工、畫家、傳單師父的一舉一動。到了高中時期，一放學就到書街神保町，目的就是閱讀跟設計相關的雜誌，名設計家龜倉雄策、栗津潔、和田誠、田中一光等人都是他學習的對象。後來好運當頭，進入青林堂工作之後，立刻接下《Garo》雜誌的內頁編排和封面設計的工作，而且社長更讓他自由發揮，此後他就走上封面設計的行業。

　　南伸坊的裝幀作品常常讓人一看，便會莞爾一笑，而讀者想笑的那一霎那，極有可能決定掏腰包把書買下來。在《預測屋》中，半張的一萬元日幣的圖案擺在左下角，而書腰帶一套上去，就好像是一張現鈔夾在裏面。更有趣的是，在《門外漢的美術館》（モンガイカンの美術館）將要推出文庫本時，他以「蒙娜麗莎的微笑」為主圖，但這位神祕女郎一經蛻變後，竟然蓄有仁丹鬍鬚。顯然，這位設計家擅於運用諧擬（parody）的巧思。

　　在嵐山光三郎《芭蕉的誘惑》的封面構圖裏，底部以咖啡色為基調，配以枯樹，並以明月相照為襯托，整個封面就像一首詩，同時又如同一幅山水畫。其結果頗能展現俳句大師芭蕉的禪意。

　　其實，封面設計也是一種藝術創作，他也援用普普藝術（Pop Art）的風格，以展現設計的巧思，以赤瀨川原平《零發信》（ゼロ発信）這本小說為例，封面構圖是一位孩子把一份報紙丟在地上，而封底則是報紙版面。至於中央是一欄預告小說出版的報導。這種風格也出現在服裝設計，記得幾年前，名牌服飾迪奧（Dior）的設計師賈利安諾（John Galliano ）曾設計一件女用上衣，圖案是紐約時報的版面。看來這種設計無疑是一項大膽的嘗試。

　　南伸坊本身也是日本知名的散文家，如《滑稽寫真》、《只是開玩笑》、《這個業界的人》等書一直是叫好又叫座。他一旦要推出新作時，封面設計也都親自動手，這讓人連想到魯迅當年出書時，也是由自己操刀。有趣的是，在《南伸坊的神似相簿》中，秀出很多他變身成各種角色的照片，一些名人如偶像明星木村拓哉、王貞治、前總理海部俊樹在他的扮演之下，顯得唯妙唯肖。看來，南伸坊宛如具有通靈的能力，隨時可以變身，而且幫某一位作者的書設計時，一旦讀完該書後，也能夠附身到對方，難怪每一幅裝幀作品都準確地抓住書中內容的神韻。

　　一般說來，一本書的出版過程中，通常是由責任編輯找封面設計家，但南伸坊有口皆碑，一些作家如茅野裕城子、嵐山光三郎等人都親自指定他來擔任裝幀設計。他也能夠利用顏色來呈現作品的特色，如赤瀨川原平《老人力》，內容以逆向思考大力肯定老人的弱點，如視力衰退、健忘，同時給予祝福，這本書的封面則用象徵吉祥的紅色。

　　南伸坊在日本裝幀設計的領域已經佔有一席之地，但他一直謙沖為懷，絕不會誇大自己的作品。他做了二十多年的工作，偶爾還是有不滿意的地方，即使有滿意的作品出現，那全靠福至心靈的點子。平時他並不奢望創造出劃時代、獨特的設計，所以基於不以大師自居的前提下，反而有亮麗的成績。此外，就本書而言，南伸坊一開始向編輯表明此書不值得出版，但編輯卻有所堅持，如此一來，日本讀者也有眼福看到這本精彩的作品。當然，中譯本的問世對於臺灣的出版界會有所助益，至於身為讀者也應該好好閱讀一番，說不定將來有一天，當讀者變成作者，或許也可以向編輯指定自己所喜歡的裝幀設計家。

辜振豐專欄：現代香水的登場

現代香水的登場

辜振豐

　　一提到現代香水，則不得不要歸功於嬌蘭（Guerlain）。直到現在只要到世界各地旅遊，一進去百貨公司，便可看到嬌蘭的專櫃，目前該品牌已經被法國資本家阿諾（Bernard Anault）主持的 LVMH 集團所併購，但仍保留它本身的特色。嬌蘭香水創立於一八二八年，地點位於巴黎的Rivoli 路。這位老闆雖然出身於工人家庭，但早年曾經到英國研究化學，當時英國的時尚產品在巴黎大為流行，因此他一開始先進口英國的香水和化妝品，後來便開始研發自己的產品。

　　他的香水一上市後，曾受到小説家巴爾札克（Balzac）的稱許，後來這位大作家竟然請求嬌蘭為他調製香水，究其原因小説家平時一心一意想追求貴婦，除了租借昂貴的禮服和馬車外，也要打扮一番。為了回顧這段記憶，巴爾札克還寫了一本有關香水的小說──《賽查‧皮羅托盛衰記》。後來他在一八六○年調製「王后香水」，一上市後，便受到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后歐仁妮（Eugénie, 1826～1920）的喜愛，此一消息傳出去後，這項產品當然大賣特賣，畢竟顧客心中難免會覺得用了「皇后香水」等於和她有同樣的品味。其實這種香水是由檸檬、佛手柑、柑橘所調製而成的，而且是屬於植物性香水。

　　窮本溯源，嬌蘭香水能夠大爲流行，顯然跟法國人味覺的轉變息息相關，尤其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從路易十四開始，王公貴族主導流行，除了服飾外，大家所認同的就是動物性香水，特別是由麝香、龍涎香所提煉而成的。不過後來現代都市計劃登場，加上醫學的發展以及衛生日漸受到重視，大家越加相信臭味和臭氣會危害健康，如此一來，植物性香水乃日漸受到重視。早年，從義大利來到巴黎，嫁給亨利二世（Henri II, 1519～1559）的凱特琳娜‧美第奇（Catherine de Médicis, 1519～1589 ），隨身還跟著調香師，平時會製造植物性香水供她使用，到十八世紀中期，奧地利排行老么的瑪莉公主（Marie-Antoinette, 1755～1793）嫁到法國來，也是帶進植物性香水。因此法國現代香水能夠誕生，這三位皇后功不可沒。

　　到了二十世紀，法國設計師香奈兒（Gabrielle Chanel, 1883～1971）異軍突起，其影響力遍及世界各地。美國年輕的設計師從她身上吸取養份，好萊塢女星更趨之若鶩，如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　1926～1962）對香奈兒NO.5號香水情有獨鍾；甘迺迪的太太賈桂琳（Jacqueline Lee Bouvier, 1929～1994）也推崇備至。一提到這個風行將近一百年的老牌香水，則不得不要追談到它的來龍去脈。根據 Janet Wallach 在《香奈兒——火與冰的女人》（Chanel : Her Style and Her LIfe）一書中指出，她的好友帕夫羅維奇透過俄國方面的關係，在一九二○年向她介紹化學家恩奈斯特‧波 （Ernest Beaux），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 1868～1918）的一位香水師。香奈兒要恩斯特，幫忙找出一種新的香味。這位香水師便回到它位於法國南部卡斯（Grasse）的實驗室。經過多番調製，他終於調出讓香奈兒滿意的味道。恩斯特混合了八十種以上的花，以茉莉爲主要的基調，並首度以合成化學物質來加強天然花香。其結果製造出比其他香水更爲持久的清新香味。

　　接著，香奈兒也展現自己的行銷才華，以名稱而言，她不用其他設計師所使用的老套名稱，而想給自己的香水一種獨特的現代感，於是將它命名為「五號」（No.5）。她在那個月五號的春裝展示秀上推出新香水。讓人更以爲「五」是她的幸運號碼。但這是不是化學家的第五次嘗試？香水名字的神祕來源，更增添香水本身的魅力。 目前，法國品牌的香水仍然是傲視全球，而位於南部的卡斯到處都是香水製造工場，時時接受各種品牌所下的訂單。

辜振豐專欄：談文論藝──巴黎的咖啡廳文化

談文論藝──巴黎的咖啡廳文化
辜振豐

　　十七世紀中期，咖啡從阿拉伯世界傳到威尼斯、倫敦、巴黎，咖啡廳文化便開始大放異彩。此後，咖啡廳成為大家談文論藝和論述啟蒙思想的場域。到了十八世紀中期，倫敦的咖啡廳開始變質，顧客沉溺於賭博，有事沒事就打架鬧事，結果是上流階級轉向有隱祕空間的俱樂部，而中產階級則喜歡在家享受下午茶。此後，英國的咖啡廳乃逐漸沒落。不過，巴黎的咖啡廳文化仍然展現源源不絕的活力。法國大革命前夕和一九二○年代是巴黎咖啡廳文化的兩個黃金時期。

　　首先，具有悠久歷史的普羅科普（Procope）咖啡廳最受矚目。一六七○年，西西里人普羅科普來到巴黎打天下，一開始在亞美尼亞人巴斯卡爾經營的咖啡廳工作，不久便離職而自行創業。此後，馳名歐洲的普羅科普咖啡廳就在巴黎誕生。當時，啟蒙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是店裡的常客，而他在此結識另一位思想家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兩人相談甚歡。此外，植物學家畢豐（Buffon, 1707～1788）、劇作家博馬舍（Pierre-Augustin Caron de Beaumarchais, 1732～1799 ）、寓言作家拉芳丹（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也經常出入其間。值得一提的是，擔任美國大使的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一有空，就會到這裡來來朋友聊聊天，後來他?到美國，不幸於一七九○年逝世，普羅科普還降半旗，以示哀悼。

　　十八世紀末期，法國名廚兼美食理論家薩瓦朗（Anthelme Brillat-Savarin, 1755～1826），其大作《美味禮讚》（The Physiologyof Taste）馳名遠近，他曾經指出：咖啡可以刺激腦部的活動，思想家伏爾泰和植物學家畢豐這兩人的思路十分敏銳，外加散發熱情的文體，咖啡功不可沒。既然咖啡廳能不斷傳播自由民主的啟蒙思想，因此也間接影響了法國大革命。

一九二○年代，巴黎再度展現空前的魅力，吸引許多藝術家、文人、編舞家、贊助人前來定居。如大家所熟悉的西班牙畫家畢卡索（Pablo Ruiz Y Picasso 1881～1973）和俄國畫家夏卡爾（Marc Chagall, 1887～1985）。此外，英國作家福特（Ford Madox Ford, 1873～1939）和美國詩人龐德（Ezra Pound, 1885～1972）也來到巴黎，並經常在圓頂咖啡廳聚會，偶爾還會下下棋。其實這家咖啡廳過去的常客就是名聞歐洲的革命家列寧（Vladimir Illyich Lenin 1870～1924）和托洛斯基（Trotsky Leon 1879～1940），後來美國小說家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1961）也會到這裡來寫作。

　　當時，蒙巴那斯（Montparnasse）取代蒙馬特（Montmartre），而成為人文薈萃的中心。首先，美國的猶太裔女作家葛珠‧史坦恩（Gertrude Stein, 1874～1946）和哥哥李奧開設畫廊，不但贊助藝術家，同時也提拔不少作家，例如畫家畢卡索、馬蒂斯（Henri Matisse , 1869～1954）與小說家海明威便是受到她的照顧與鼓勵。當時，正值一次大戰結束後，美元大幅升值，美國人在巴黎可以過得舒舒服服。

　　除了圓頂咖啡廳之外，「花神」（Flore）和「雙叟」（Deux Margot）也是巴黎兩家知名的咖啡廳。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大師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和愛人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經常在此和學生討論哲學。至於雙叟咖啡廳早期是中國藝品店，但結束營業後，因牆壁仍懸掛兩尊清朝人偶而得名，店裡不但聚集許多文人雅士，而且還舉辦文學獎。影響所及，東京渋谷東急百貨公司隔壁的文化村也設立雙叟咖啡廳，而每年也舉辦文學獎，鼓勵年輕人從事創作。看來，巴黎的咖啡廳文化真是光芒四射，其擴散力還可以超越時空。

路上的風景(研究生札記)

by 文欽

過去我從政大到桃園的路線，是先坐公車到台北車站，然後換火車到桃園，其間還有幾種變化，就是看是要坐到景美或公館，再轉搭捷運、火車，如果不坐火車的話，可以坐到西門町、轉公車至新莊（輔大），經龜山到桃園；或者是也有最直接而方便的——直接騎機車過去、但這個方法風險最大，因為要經過砂石車橫行的省道台一線龜山路段，號稱全國最危險的省道。所以我現在都是先到台北車站，然後過地下街到承德路，轉台汽、上中山高，回家。

今晚我回學校的路線是這樣：先從桃園到新莊，再坐公車到捷運中山站（其實是因為在民權西路站時，因睡過頭而來不及下車），轉搭整條木柵線，最後從動物園走路回政大宿舍（36分鐘）。全部時間跟上面幾條路線差不多，兩個小時左右，比起直接從桃園開北二高到木柵，慢了一個小時。

我寫以上這兩段，對於不熟悉的人而言，只是地名跟交通工具的不同，應該很難有什麼共鳴。如果真的如此的話，正在讀這篇文章的你，請想一條最熟悉的路途，例如上班工作、返鄉、逛街等等，然後想著自己曾經「如何」來回那段路，這樣讀起下面幾段，才會比較有意義。

想好了嗎？那請繼續往下看。

對我來說，坐車很無聊，除非必要且環境許可，否則我也不太會在搭車時車看書，所以我練就一上車就可以睡覺的功力，而且幾乎總會在到站前醒來。但是因為要換太多趟交通工具了，總會有一、兩次睡不著，這時候只好找其他事情來做：例如講手機（但很不道德，畢竟別人也有睡覺神功），或是「看風景」，包括觀察乘客的神情舉止，以及窗外形形色色的行人景物。

每次車門一打開，我看到年紀、氣質、裝扮、穿著不相同的人，一擁而入時，便會開始去想這些人會有什麼故事：上車之前，他跟什麼人告別，下車之後，他要去見什麼人，坐在這部車上，他腦袋裡又在想什麼？後來當看過第N次的七龍珠跟機器戰警之後，我便一直很希望科學家可以發明一種超級眼鏡。當別人靜靜地在想事情時，我一旦戴上這副眼鏡，便可以蒐集他的腦波，然後寫／畫出他正在想的事情，這樣我趁坐車偷看別人的時候，就不會有太多迷惑。

解決迷惑有兩種手段，一種是讀書，另一種是實踐。現在大家好像都不怎麼有機會看書了，於是免不了在「消費」中實踐，可是消費又隱藏了一個弔詭，就是他是有等級的：走路最不花錢，但花時間，所以要騎機車、搭公車，甚至是開賓士（壓狗屎），最後，大家都很難逃脫「不斷升級」的路程。
例如當某人有一部幾乎可以登報作廢的機車，儘管騎上大街吞雲吐霧時，很屌，但他應該不會想說騎它繞台灣；當某人開始穿習慣NIKE的運動鞋時，也不太會去買JUMP來踏過千山萬水；人們也只有年輕時會想說去環島，就算睡破廟也沒關係，等到年紀大了，有家累、有地位，就會講求精緻旅遊，非住大飯店不可了。

不斷升級的過程中，新的境界／工具幫助我們解決了舊有的問題（當然也帶來新的問題），所以我們自然而然地離開過去那個克難的自己：假使有一天我不再需要轉搭那麼交通工具回政大，那麼我喪失的是在台北城中走闖、觀望的時刻；假使我在MSN上可以輕易跟某人聊天，那麼我也告別以前會安安靜靜窩在書桌前，一筆一畫寫信的自己。

這裡頭當然沒有優劣之分，交通便捷替我們省時，MSN替我們縮短人際距離（真的嗎？），但喪失的是我們看其他風景的機會，或者說，讓我們「想像」其他風景的能力。飛機可以在一小時內，從台北飛到高雄，但如果不去承德路、朝馬看看台灣公路客運競爭的狀況，不去跟人家在高速公路上意外地塞個大半天的車，生活會少了好幾層意義。又或者像爬山，爬過的人說很美，但究竟是美到冒泡或美到沈魚落雁，總是要親自去爬一次才知道。所以最糟糕的狀況是，當我們習慣了新的世界，就會以為世界「應該」是這個樣子，忘記了世界也曾經是以前某個模樣，當下也可能存在其他的型態——台北到桃園有N種方法，誰說一定要選「最省時」那一條，而不是「可以看最多人」、「最有趣」的那條？

寫這麼多，其實也只有一個重點：如果條條大路通羅馬，那重點就變成了如何去羅馬、路上有什麼風景值得去到羅馬後供自己懷念，以及到了羅馬之後要幹嘛？像我，風塵僕僕趕回政大、又熬夜寫就這篇文章之後，必須關機睡覺了，明天，還得繼續在書本上，習h得幾手探究世界的招式。希望明天會有個好天氣，晚安。

辜振豐專欄：私人的幸福樂園──評介鍾芳玲《書天堂》

私人的幸福樂園──評介鍾芳玲《書天堂》

辜振豐

　　一個人在學校的時間，總會花上十幾年，如果繼續讀到博士，至少需要二十年。學校的課程限制多多，以致跟不上時代的變化，何況學生修課大多基於分數的考量，所以學生從課堂上的收穫到底有多少，值得令人深思。反之人要是有心讀書，一有空就逛逛書店，必定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成果！從出版社推出書籍之後，流通到書店，而這個展示場便是讀者最重要的「課堂」。幽默大師林語堂妙語多多，他曾經說：「今日真正的大學，不在院校，而在各書店所出的叢書，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曾說，今日之大學在於叢書。何以故？因現代能讀書之青年所得的知識，皆由閱覽雜書而來，非由聽教師講義而來。」

　　最近，鍾芳玲繼《書店風景》之後，又推出《書天堂》，再度讓人耳目一新。此書的內容並沒有侷限於書店，而是延伸到跟書籍有關的形形色色。例如，古書拍賣、圖書館、袖珍迷你書、藏書家、書衣、封面設計、古書嘉年華，加上以書製作而成的地球儀。尤其她所提到的知名藏書家愛德華‧紐頓（Alfred Edward Newton, 1864～1940 ）。的作品《藏書之愛》（The Amenities of Book-Collecting）剛好也在臺上市，對於讀書風氣的提升是十分有幫助的。在她看來，紐頓把藏書、愛書，以及和書商打交道的經歷都生動的記錄下來，是讓人津津樂道的。值得一提的是，紐頓所提到的費城首富懷德納（George Dunton Widener, 1861-1912 ），不僅收藏了 古騰堡《聖經》、1623年首版莎士比亞對開本全集，而且還有許多名家簽名的珍本書。懷德納買到十六世紀英國散文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的《隨筆》（Essays of Francis Bacon）時說：「 我想我將把這本培根小書放在口袋中，若是不幸遇上船難，它也會跟隨我。」想不到他後來成為鐵達 尼號的殉難者。顯 然，在許多愛書人的心中，書籍和生命是同義詞！

　　身為一個愛書人，要是經常逛書店，家中的書必然越來越多，這時候就需要一座精美而堅固的書架。在書中，作者描述她特地自己規畫書架的形狀、尺寸、大小，並且手拿設計圖請家具公司的師傅來製作。我覺得作者這項創意值得所有愛書人參考。書架所負載的書籍是讀書人一生的結晶，也是書房最美麗的風景，更是欲望的延伸。愛書人要是能夠擁有一大片頗具規模的書架，雖然不是一位教徒，但他必定有深厚的「宗教情操」，利益、存款、時間、是非、腰痠背痛，甚至親人的嘮叨一概拋之腦後，每次逛書店買書都是一次朝聖之旅。中世紀基督徒到耶路撒冷朝聖 ，總會帶回棕櫚葉，但他們去書店朝聖則帶回一堆書。

　　其實，一本圖文並茂的好書，就好像我們在學校遇到一位好老師為大家講了一學期精彩的課 程，學生必然獲益良多。鍾芳玲在《書天堂》不但做到這一點，同時又彷彿是帶領讀者逛遍各國書店。此外，本書製作非常精美，有很多珍貴的老圖片值得大家細心去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