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鈐佑 ：學術翻譯

學術翻譯

劉鈐佑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2004.10.31

本文不打算多談學術翻譯的大環境問題，喜歡研究這些問題的人可以參考巨流出版社陳巨擘總編輯的宏文：〈學術書籍翻譯市場的困境〉(《當代》167期)。本文對於該文發表(2001年)過後所發生的環境面改變，尤其近年來中國大陸「簡體字版」大肆進口，挾其驚人價差，掏空台灣讀者口袋，對於台灣學術書店及出版社所造成的滅絕性影響，也不多著墨，僅在相關處略提，全盤詳情留待能人出面剖析。本文將偏向從出版社的角度，探討實務面的各種細微末節問題，屬於經驗層次的自述，讀者不必過分期待。

一、 我對翻譯的看法

1. 翻譯必有所本。我說這句話的用意只在指出，翻譯不是創作，譯者、校訂者和編輯不可擅加意見，與原文有所出入，卻未予區分，以至於造成讀者的混淆。這大概已經是大家的共識，其實不必再提，我之所以提起，一來仍有某些譯者不悉此區辨，二來是想強調一下，翻譯在某種程度上，並不比創作容易，因為創作可以因變轉彎，翻譯則因有所本，選擇的範圍大為縮減，困難度反增。許多教授在貢獻了一本卓越的譯本之後，深知翻譯之困難，寧創作而捨翻譯，令人悵惘。
   
2. 翻譯沒有百分之一百，永遠有改善的空間。做過翻譯的人都知道，自校過幾次以後，把譯稿放進抽屜，過一段時間以後拿出來再閱讀，往往多少仍可發現幾處頗有商榷餘地之處。這表示，浸淫日久，隨著知見成長，譯者對於前譯可能會有更深的體會，譯文修潤的空間也就滋生。但如果這樣修改下去，永遠沒有出版的可能，我常比喻翻譯如坐孤獨的船，航在無止境，也沒有出海口的河流上。要出版就要靠岸。但怎麼知道靠岸的地點對不對？我將在後面回到這個問題。目前我所要指出的是，每個人，譯者、校訂者和編輯等相關人士，對於翻譯的「認知」可能都不一樣。既然不一樣，怎麼取得共識？或說怎麼找到所有參與者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法？我到後面會回到這個主題。
   
3. 最簡單的地方最容易翻船。一般人往往把注意力放在難譯之處，卻輕忽了最簡單的字眼常常是造成翻船的所在。國內有一位知名的翻譯家就曾告訴我，他譯一本書時，不停的出現「姪女」這個字眼，前後文總覺得怪怪的，自校過幾次後，他拿起辭典一翻，赫然發現這個再平常不過的字眼，竟然有「私生女」的意思，一改就全通了。但譯者怎麼產生「怪怪的」感覺呢？從邏輯，從前後文意，或從直覺？這應該沒有一定的答案，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譯者絕對不可以寬容自己，一有疑慮，馬上查資料，除了平面的字典、百科書等，現在網路的搜詢功能很強，只要勤於查詢，疑點大部份都有解答。我個人發現，很多人翻譯很少查字典，望文生義，大作其文的譯者可真不少，尤以中國大陸的某些譯者為甚(即使掛了副教授的頭銜)，以致於我個人看到譯文通暢無比反而心生恐懼。我曾看過一些譯本，讀者要是邏輯能力不夠強，光從字面上你絕看不出絲毫詭異，一對原文，卻才發現這個譯者文才鼎茂，一路掰到底，一段文字開頭是對的，結尾卻是對反。
   
4. 翻譯不只是翻譯。我的意思是翻譯不只是文句的對換，從一種文字轉換到另一種而已。必然的還會涉及文字背後龐雜的文化、社會、思惟方式等的轉譯。那些背景知識對於原文作者，由於和所訴求的讀者是共通的而不需說明，但對於另一個社會或文化區塊的讀者，很顯然的卻不是自明的。這個缺憾如何彌補？或許有人認為這不是翻譯的責任區，也有畫蛇添足之嫌，但我個人認為，在不干擾原文思路進行的情況下，以譯註等方式，添加適當的對照實例及說明，頗有「在地化加值」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翻譯就變成一道窗口，銜接「兩個文化」。翻譯因此也就不只是字面上翻譯了。
   
5. 每個人都有盲點。這又像廢話，但實際上卻是個本質性的重點，每個人都知道，然而往往被忽略。就以小小的一張封面為例，我還沒看過那家老字號的出版社沒出過錯，編輯的眼光不是最銳利？出版社幾乎每個人都看過，但錯誤仍然發生了。你可以稱之為「共盲」。共盲不過是個人盲點的集體表現而已。就編輯而言，為盡量排除因個人盲點造成錯誤，通常不會一個編輯從頭編到尾，而會安排互校對方編輯的稿子。但譯者往往是獨包一本書，如何降低個人盲點的影響就變成譯者的考驗。在這種情形下，盲點仍是有辦法盡可能排除，老經驗的譯者，都有其獨特的方法。只是一般的譯者，老實說，常常忽略，或根本不自覺。翻譯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修行，祛除盲點也應是修行的重點。
   
6. 翻譯必然涉及詮釋。俗常對於翻譯會分出直譯與意譯。我的經驗卻告訴我，這不是一個有用的判準。翻譯可以說都是意譯，而一般人所謂的意譯，多半將原文意旨按個人認識加以重整，以更通順的文字將之表達出來。這在社會科學「意譯」不妥時常會變成「摘譯」。社會科學分析性較強，「摘譯」的結果往往將某個剛開始不起眼的概念給一般文字化，或打亂推理的步驟，反而造成邏輯斷裂，通篇不知所云。
   
7. 信達雅三原則不可恃。很簡單，社會科學的翻譯，求其「信」都很難，過度追求俗稱「達」者，反而會造成「作文」的現象。雅則可遇不可求。
   
8. 一次完成翻譯是神話。經常碰到一些譯者，翻譯如同出草，一個字一個字就當人頭，一一砍就，就算完事，從不回頭，看也不看就丟給出版社。這種翻譯習慣最恐怖，就算你天縱英明，下筆如神，失誤恐怕也是累累。大多數的翻譯名家對於自己的譯品都很「介意」，一校再校，總要弄到一個滿意的程度才會交稿。
   
9. 最常被誤解的兩個字：「完稿」。從翻譯到成書的過程，多半會涉及三種角色：譯者、校訂者和編輯。這中間，校訂者的角色其實是補助性的，如果譯者和編輯之間的分工清楚，譯者善盡其職，校訂者往往是不必要的。但在實際上，爭議經常發生在這三者對於翻譯下船的地方，認知不同。譯者下船的時機就是交稿的時候，交到出版社編輯手上的譯稿，就是譯者的完稿。由於對於完稿的認知不同，因此各種狀況都會出現。若果譯稿品質不盡如出版社的意，則會出現校訂者的角色，有些出版社為省錢，由編輯或工讀生編輯來校稿是常有的事，結果出現編輯改了，譯者堅持又改回來的荒唐事。另外也有出版社設定大眾為讀者，以文從字順為最高指導原則，或由自家編輯或外聘散文行家，拋開原文，逕改譯稿，不知會譯者，先出版再說。當然也曾發生譯者和校訂者爭執不下的情況。這些情況顯示，譯者和出版者之間，從頭起，過程中及結尾時都需要溝通，但這往往迫於時效(翻譯授權合約通常會設定出版日期，一般為一年、一年半或二年不等)，而「從權」處理，問題也就避免不了。

二、 我怎麼處理翻譯稿？

• 找對譯者。找對了，成功在望，找錯了，可能是一連串錯誤的開始，到最後甚至不可收拾。絕對不要相信校訂者可為你解決所有的問題。我經常聽到、自己也碰過，校訂者寧願重譯也不肯校訂的故事。
  
• 試譯過程不僅不可免，甚至要好好研究，因為那是決定譯者的必要方法。當然若譯者已有翻譯經驗，可從其舊譯瞭解其翻譯能力。譯者千萬不要以為出版社要求試譯就是侮辱，瞭解是合作愉快的基礎。而決定譯者翻譯能力的基本條件是：原文能力、中文能力及轉譯能力。台灣社會科學譯者，通常原文能力不足(後詳)，中文能力則頗受以往劣譯的影響，習慣了那種要通不通，時而脹氣，時而瀉肚的句子而不自知，以為學術的文字就是那樣子的。有時我會問那些年輕的譯者，這句話我看不懂啊，你看得懂嗎？他會很訝異地瞪著我，卻很自然地回答，當然看得懂，我們都這樣寫的啊！我只好採取學生的角度，怯怯說出我的無知。然後拜託他，可不可以改一改，讓我們這些老古董也看得懂？最後，你或許沒看過原文、中文都頗佳，卻少了轉譯能力的譯者，我看過。但這種轉譯能力缺乏多半發生在其中一種語言素養不夠好。
  
• 專業能力。一般人通常會強調專業能力的超級重要性，我的經驗卻告訴我，除了某些超級專業的書籍外，專業能力只是一種能力，而不是超能力，基本能力不足，幾乎無法彌補，專業問題卻可以敦聘專家學者校正之。群學有一位譯者，本身學的是新聞及電腦，卻已幫我們翻譯過社會學、全球化和社會工作的書，本本翻譯，本本精彩。她當然中英俱佳，轉譯能力絕好，但坦白說，她的品質主要是來自於態度：絕不輕饒自己，一有問題，上天下地，一定要找出合理的答案為止。若專業能力與態度二者不可兼得，我寧取後者。
  
• 溝通。瞭解了譯者各方的能力與對待翻譯的態度之後，就要溝通。事前要讓譯者瞭解出版社的要求，過程中若譯者有任何疑難雜症，出版社應盡力運用資源協助。最後經過編輯、譯者修稿或校訂者校訂後，務必讓譯者同意最後的決定版。我通常會邀請譯者、校訂者和編輯一起決定最終的版本。如若譯者經討論後仍堅持其譯法，出版社應該尊重，譯者享有對於譯本的人格權。(當然也會碰到自信心過強的譯者，堅持自己的瞭解最正確。但一般來說，那是例外，溝通與尊重通常可以取得共識。)
  
• 最難的問題：怎麼知道靠岸下船的位置對不對？也就是怎麼知道手頭上這本書的翻譯品質如何？我個人有個簡化卻有效的方法：把譯稿中不確定的地方減到最低。通常這可以透過譯者本身、閱稿人、校訂者和編輯確定不確定的所在。然後試圖共同解決，如仍無法解決，可再請高明指教。我不否認這世界上的確存在「不可譯」的情況，但那畢竟非常態。對某些人不可譯，對另外一些人卻可能只是「難譯」而已。這當然不表示，答案只有一個，有時候原文多義，可能歧生多種譯法，翻譯，本來就涉及詮釋。在那種情形下，不妨加註說明。

• 出版社對於譯本品質應該負起最後責任。若經過上開溝通程序，出版社當然對這本翻譯負起完全的責任。如不經溝通，出版社擅改譯者譯文，出版社顯然仍應負起最大的責任。出版社如不管品質好壞，拿到手就出，翻譯品質就完全受譯者決定。這應該是反常，即使現實中，這並非難見。再怎麼說，出版社是決定出不出版，何時出版的單位，不可能卸責。把責任全推給譯者，並不恰當。然而譯者也要體諒出版社的苦衷，盡量把翻譯做好，控制翻譯的品質及交稿時間。譯者最好假設，除了某些專有名詞之外，我的譯本不需要校訂。另外，譯者也應要求自己：我的譯本，除了一些習慣性錯字(這大概每個人都有)，不需編輯為我煩惱「內容」。也就是，我的「完稿」，編輯可以馬上上機處理。或許有人會問，那編輯還有什麼可做？事實上，編輯的工作內容是行外人想不到的複雜，不怕沒工作做的。
  

三、 合作翻譯


1、 合作翻譯的弔詭：合作翻譯產生的因緣，多半是為了某些目的，希望在短時間內完成一個譯本。但多人合譯，因參與者眾，各個人對於翻譯的認知、態度、程度、習慣、筆法、行文語氣等等都不一，品質調控的難度極高。因此，欲速反而不達，是常有的事。這是多人合譯最弔詭的地方。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出幾件事：(1)並不是每本書都適合合作翻譯。若品質的要求重於其他，放棄合譯反而明智。(2)參與翻譯者的各項條件，落差不可過大，否則不可收拾。(3)人數不可過多，人數增多，煩惱指數也會呈等比級數增高。(4)一定要有一個主事者，即使是二人合譯。 (5)事先要妥善規劃合譯模式。

2、 實例一：《見樹又見林》
《見樹又見林》的翻譯組合是由成令方、吳嘉苓和林鶴玲三位教授組成，而由成老師擔任召集人。之所以合譯，主要是考慮到三人敎學研究繁忙，合譯當可紓解壓力。這是相當完美的組合：人數恰好，三人翻譯能力相當，對於翻譯的態度也相近，召集人勇於任事，更是關鍵。首先他們分配章節，安排翻譯進度，召集人不時以e-mail打氣兼探詢進度，翻譯過程中如有任何問題就以e-mail討論。譯完一整章後交換校稿，依此循序漸進，終至成稿。然後大家相約在暑假見面會商解決翻譯難題，我也代表群學編輯列席討論。翻譯過程中，譯稿也經過試敎，並將此試敎心得融入翻譯中。名詞統整的工作已於討論過程中大部分解決，若干漏網之魚則由群學在編輯過程中捕捉，若討論後仍無法解決(譬如某一專有名詞，分散好幾章，卻都是關鍵名詞，如果要統一，因上下文行文語氣關係，則被統一掉的其他各章必得全面改寫，茲事體大！)，就於索引詳列各種譯法。這是我在這種合作模式中唯一找到的小缺陷。本書出版後反應甚佳，但仍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經各方朋友與讀者指正並經譯者討論後，陸續於再印時修正。本書在關鍵處皆附有「在地腳註」，完全符合我在上面所說的「翻譯不只是翻譯」的意旨。頗受好評。

3、 實例二：《後工業機會》
這個例子，坦白說，過程不完美，但最後全書翻譯品質頗為出色，對出版社來說，殊為僥倖。群學邀請吳泉源及鄭陸霖二位老師，召集大部分就讀於清華大學的研究生共襄盛舉，分配章節後，分頭翻譯，然後在暑假中以類似課堂討論的方式，由吳、鄭二位老師擔任指導的角色，學生譯者和我則列席討論。這是我所見過，台灣首次出現，性質屬於非正式、較長期的「社會科學」翻譯課。不過或因參與人數過多(學生輩7人及2位老師)，兼又時間匆促，許多人又是首次翻譯，對翻譯的認識與態度不一，譯稿之間品質有些落差，上課討論進度緩慢，參與人員又分散各地，相聚不易，不知不覺就延宕了下來。後來鄭老師在群學央求下，逐字逐句或校訂或改譯，雖面臨昇等及續聘的壓力，身體狀況也不佳，仍奮力將之完稿。鄭老師後來又為本書添加了許多譯註及名詞解釋。本書和《見樹又見林》比較，翻譯過程的最大特色是：師生合作、實體課堂討論、專人校整(因此整合性最佳)。

4、 實例三：《科技渴望社會》《科技渴望性別》
這套書是台灣STS(科學、技術與社會)學者戮力編譯出來的。前後三年，參與人數眾多，又譯又校又導讀，大概創下台灣不曾有的先例。其過程大略是台灣學者選出STS經典文章(全部為外文)，舉辦翻譯營，譯成中文，出版社就各篇尋求授權，再校訂，增補選文，補譯及補校，撰寫導讀，主編全書整合，決定分冊，擬定總導讀，編輯出版。曲折過程三位主編(吳嘉苓、傅大為和雷祥麟教授)在書上的文字有更詳盡的描述。在這套書之前，女書店出版的《女性主義經典》也有類似的經驗，無法獲得授權者則以國人自撰代之，血淚斑斑，過程和本套書如出一轍，該書的主編顧燕翎更在〈出版緣起〉的最後說：「對於國內這套比諸其他國家更為嚴苛的著作權授權規定，我們在此提出抗議，希望能比諸國際標準加以修正，以有助於知識交流。」對此，我個人心有戚戚。有人問我出書後的感言，我回答道：「我還會做，下輩子會再做。」話說回來，這套書翻譯過程最大的特色，是「翻譯營」的創立，規模之大，實屬創舉，其翻譯成果，尚有許多因授權等因素，未能列入本套書。往後STS類型書籍的翻譯，這些參與者或將成為主力，培養後進的努力，日後當見其影響。

四、 母雞帶小雞

台灣社會科學學術書翻譯的主力，大家都知道是國內相關科系的研究生。在國外以教授或專家學者為主力翻譯者的情況，在國內不可能出現。這或許是因為學內學術界採取人才不外流政策，在升等規定上對於翻譯作品(及教科書)不予重視所致。當然還是有例外的學者教授樂於撥出時間來做一些「社會奉獻」，但套句老話，那是「個人行為」，撼不動深深又森森的學院制度。

以研究生為主力，優點是人數眾多，人多好辦事。缺點則為：(1)大部分的研究生做翻譯都是「初試啼聲」，當然其中不乏高手，令人驚艷。但整體而言，反倒大眾暢銷書的譯者多為有經驗的譯者。(2)學生入社會後、或變成了教授以後，「照例」是不會再做翻譯的。翻譯經驗根本無法累積，當然更無從傳承(你看翻譯書時，會去研究「翻譯」嗎？)，因此形成「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的現象。在台灣譯書的報酬，老實說，和付出是不成比例的(不過如從出版社的角度來思考，這種不成敬意的報酬，已經讓他們擠出了吃奶的力量了)。(3)出版社為何要找相關系所研究生來翻譯？究其原因，出版社以為專業能力才能譯好這種專業書籍，其次這類型的出版社，人脈也多在這方面。但我發現，大型綜合出版社插花出這方面書籍多半也是找相關科系的研究生，我們也許就不得不將這種現象稱為「專業能力迷思」了。我不是要打散社會科學相關科系研究生的外快門路，研究生對於台灣學術翻譯書蓬勃發展，有其不可抹滅的貢獻，但我們最好認清，專業能力不等於書就翻的好。譬如在我的經驗中，態度就比專業能力重要。而更基本的，我不得不老實說，國內研究生的原文(英文為大宗)語文能力多半不足，可是教授級的高手(當然有教授身份也不等於一定譯的好)都被關在學院內。出版社其實沒有多少選擇。然後出版社就變成了一家家的「翻譯實驗室」，讀者順理成章也成了實驗的白老鼠。

我當然想突破這種結構性困局。我曾經想過「母雞帶小雞」的模式，請有經驗的譯者幫忙帶新手入門，將其翻譯經驗盡量傳給後進，並幫忙照顧品質，但幾次過後，「母雞」就吃不消請辭。我這種有點過分的意圖最後只好作罷。目前我只知道，王志弘教授還孜孜矻矻以翻譯團隊方式和一些出版社合作，包括群學。

台灣似乎沒有所謂的「社會科學翻譯」課程，但我知道許多的老師在選用了翻譯教科書後，卻像在上翻譯課。文學系大都會開翻譯課，偶而也會有新聞英語(日語)或科技英語(日語)之類的跨學科課程，但都和社會科學無涉。我每每無法理解，坊間社會科學相關的翻譯書籍早已氾濫，為何大學仍不開設這類課程？也許不僅「科技與人文」在台灣是兩個世界，連「人文和社會科學」之間也是陌路一條。

但煩惱這些或許都已來不及了。中國大陸在社會科學翻譯方面，侵略性已然浮現。以前他們僅會翻譯「經典」，現在連「教科書」也包辦了。本來外國出版社還會區分繁體字版和簡體字版，但現在，我就碰過，中國大陸的出版社甚至繁簡通買。台灣出版社連以品質來對抗進口簡體字版的機會也被沒收了。再者，中國大陸透過政府間協商，和外國出版社簽下數以百本計的譯書計畫(法、日二國政府還會補助翻譯費等)，大概規模過大，竟然透過關係找台灣的大學做翻譯代工。台灣果真不愧是全球第一的「代工大國」。我預測往後社會科學課程的書單，也會步文史科系的後塵，大肆開列簡體字書籍，理由很簡單，「老師應該為學生省錢嘛」，至於出版社活不活得下去，「嘿！台灣不是自由經濟嗎？」。我知道有許多老師現在只購買原文和簡體字書，至於繁體字版，出版社應該送，幹嘛買。殊不知，學術出版社最辣手也無解的問題，就是贈書。有些深一點的書，全台灣除了圖書館外會買的，就是那些贈書名單上的人哩。我們除了嘆氣還能怎樣？
嘆氣歸嘆氣，台灣近幾年也注意到了學術翻譯的困境，而有「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註計畫」的出現。群學本來也興致盎然去打聽，然而國科會竟然採取招標方式「委由出版社統一出版」。換句話說，我們雖然不明白到底可以有「幾家」出版社可以得標，但以其規模之宏大，不就擺明了只有大型出版社才有能力吃得下？專業的小型出版社，群學勉強算一個吧，即使敢「望餅」，也只能「興嘆」。該處表示，他們也發現了這個缺陷，希望來年改善。我們怕失望，今年的招標沒上網去查規矩是否改了。啊！希望台灣會更好。

五、 結論：品質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品質是要付出代價的。

一個學術傾向濃的出版社，若是「唯品質是尚」，後果堪慮，因為，品質是要付出代價的。我沒加上形容詞：慘重的，但讀者應該都知道。品質是用時間、金錢和傻劲，一點一滴，刻磨出來的。尤其是最後那一點，傻劲，是的，在這種輕薄消費的後資本主義社會，只有傻子和瘋子會強調「品質」。品質和回饋，粗魯一點說，不一定是等價。我唯一可以慶幸的，台灣的「傻子」還真不少。向和我們合作過的「傻子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