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興 ：是橋還是門？古典社會學理論原典中譯本與教學

是橋還是門？古典社會學理論原典中譯本與教學

孫中興／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前言：齊美爾引發的哈姆雷特式難題

多年前，在那個齊美爾在江湖上還不很流行，而且台灣還買不到大陸書的時代，我透過管道弄到了三本齊美爾《橋與門》的中譯本。這對於少數「藏書崇拜」―相信「有了某本書就擁有了該本書的知識」―的小圈圈來說，算是一件值得稱述的事。我將其中一本送給好友顧忠華，一本送給圖書館，一本自己留著看。後來齊美爾開始流行，有學生找我借，我都不太願意。倒不是想保有不傳的「秘笈」，實在是怕學生因為拙劣的譯本而澆息了好不容易才升起的閱讀之火。我常想：讓學生念中譯本而受挫甚至誤解，還是不讓他們念而想望甚至幻想，實在兩難。
永恆的回歸還是永恆的迷途

教授社會學理論多年，我一直深受「回歸原典」的影響。我一直深信，閱讀原典，甚至其實只是原典的譯本，能貼近原著的思考邏輯和思想發展脈絡，而不向一般古典社會學理論教科書那樣，只是提供一個現成的答案而已。為了證明「多讀教科書有害思想健康」，我每年都要求學生從閱讀原典譯本中，去證明我對於「古典三大家迷思」的幾項論題：

一、為什麼馬克思在〈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中提到的「異化」不是教科書所說的四種？
二、為什麼涂爾幹《自殺論》中對自殺分類不是教科書所說的三種或四種？
三、為什麼韋伯原典中「理念型」是比教科書所說的要簡單清楚？

用現在的中譯本，學生就可以根據原典中的證據，來反思教科書上的「嚴重錯誤」。再從學生的實際閱讀經驗和反省中，讓他們體會到「回歸原典」的重要性。

我在一九八七年回來教理論時，要看原典，其實只有一些在英語世界流行多年的英譯本；當時中譯本是少到屈指可數的地步。所以當時在研究所的教學上都要求學生以閱讀英譯本為上課討論的基礎；而大學部的理論課，雖然無法強逼一般學生閱讀英譯本，但是自己的講義還是以閱讀原典英文譯本為基礎而製作的。

一九九○年代左右，台灣逐漸出現了從大陸譯本轉為繁體字出版的古典社會學理論譯本。有些直接從簡體字轉為繁體字，當時「谷風」的馬克思恩格斯主要作品就是這樣出版的。有些則費力請本地學者修訂譯文或名詞，然後用假名出版，最好的例子就是「結構群」出版的幾本涂爾幹的譯本，都說是「黃丘隆」翻譯的。

可是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後，台灣越來越容易買到大陸書籍，特別是大陸學者的古典社會學的中譯本逐漸出現，開啟了台灣古典社會學理論研究和教學的一個里程碑。在同時，台灣原有「精品翻譯」的古典社會學譯作，像「新橋譯叢系列」也呈現出停擺的休眠狀況﹝最近大陸反而將這些譯本重新組合以簡體字出版了五卷的《韋伯作品集》﹞。取而代之的是「大陸製造，台灣加工」的繁體字版，其中多半加上了本地學者專家的導讀一篇，以及精心校改內文的繁體字版，甚至還補充了新的相關譯文﹝「左岸」出版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就是一個好例子﹞。可是這種「二高」―「品質高價格更高」的銷售量恐怕是不樂觀的。

早先大陸譯本還是以英譯本為轉譯的「間接中譯本」，譯者水準多半也不怎樣。後來逐漸發展到某些譯者可以直接從歐洲語文直接將原典翻譯成中文。除了出現「一書多譯」之外﹝韋伯的《儒教與道教》至少就有兩個從德文直接翻譯的譯本﹞，還出現了連英譯本都還沒有的「直接中譯本」﹝齊美爾的《社會學》﹞。更有甚者，古典社會學家的作品譯本的多樣和完整程度，往往直追於英譯本之後，甚至快要超越英譯本的限制﹝中文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甚至第二版目前陸續出版中；英譯本則連第一版都還沒出全﹞。

在這種譯本越來越多，越來越完整的情勢發展之下，我們真的很可能有一天光靠簡體字中譯本就可以做學問了。

不過問題不僅在於譯本的有無，更重要的在於譯本和原典之間的落差如何。

翻譯的詭譎：誤解、霧解、悟解、巫解還是無解

西洋人說：「翻譯就是背叛。」這其實是太過簡化的說法。一般來說，翻譯的可能性是多方面的：翻譯可以「誤解」﹝根本不是那個意思﹞，可以「霧解」﹝有點懂又不會太懂﹞，可以「悟解」﹝心領神會作者原意﹞，可以「巫解」﹝譯者像巫師一樣掌握獨家解釋權﹞，也可以「無解」﹝翻譯文字無人能懂﹞。大體而言，現行的古典社會學理論的中譯本大概什麼狀況都有一點。

靠著譯本來遙想或逼進原典，不論中英或是簡繁，總難逃脫這些翻譯方面的詭譎陷阱。

多年來，我一直認為「社會學理論很艱深」的刻板印象，多多少少都是因為翻譯所引起的問題。在我的上課講義中，也常常做出相關概念和翻譯的澄清﹝學生大概會有「好像在上GRE單字的錯覺」。﹞

有些俗見以為：「只要懂某國語文就可以翻譯」。這種「單向度語文觀」不僅小看了語文的多樣性，以及語文和整體文化之間的難分難捨的緊密關聯。同時也小看了同一作者的各種原典文本之間的著作脈絡，以及作者和同時代人對話的思想和人際脈絡。比較用心一點的做法是加上詳細的譯者或是專家導讀，或是詳盡的譯者注釋。否則就只是原典正文的翻譯而已，不多也不少。我以前提議過翻譯古典社會學理論經典要像處理中國古籍的譯註一樣，要有著作脈絡和思想脈絡以及人際脈絡的導讀之外，還要有正文版本的比較，重要概念的注釋和說明，以及重要概念和人名引得。

嚴謹一點來做翻譯出版的話，國內就應該不會出現幾種怪現象：譬如現有涂爾幹《社會學方法的規則》至少有三個譯本，結果台灣商務的重印本時，就沒有選擇比較新比較好的狄玉明譯本，而選了一本最早期最差的許德珩譯本。此外，一般被認為是韋伯著作的《社會經濟史》，其實從出版脈絡考察，只是韋伯夫人在韋伯過世後要求兩位學生從聽課筆記中重建的上課內容，嚴格來說也不算是韋伯的作品，可是在台灣商務的重印本中，雖然很細心找了經濟學家于宗先來寫導讀，可是對於這種文本的脈絡卻毫無所悉。這種以訛傳訛的做法，實在應該停止。

從這兩個例子，也許有人會了悟到「翻譯的問題不只是文字的問題」的深刻涵義。

不過，自己從來沒翻譯過經典﹝也沒打算要翻譯﹞，好像也不好苛責真正從事翻譯的任何人。

徘徊不去的譯本幽靈

現在我們的譯本選擇既然這麼多，恐怕我們要看自己的目標為何來決定選擇閱讀英譯還是中譯，簡體還是繁體。

為了加強將來與英語世界的溝通對話，閱讀英譯本似乎還是對本地研究生合理的要求；而要求大學部學生閱讀中譯本，不論繁簡字體的話，似乎也是提昇大學生接近古典社會學原典的重要訓練。這大概是我們逃脫不了的翻譯幽靈。

有些人也許會認為，讀古典社會學理論是不自覺地拋棄自我而投入西方主義的網羅，是一種「投降主義」﹝可以用目前政界流行的指控說是「不愛台灣」嗎？﹞的做法。我深深不以為然。不管是用英文﹝其實在本地讀者腦中還是要做「中譯」的工作﹞或是透過中譯本，我們都將西歐古典社會學理論的想法，搬移到我們的文化世界中，不僅幻化成新的語文，也深深鑲嵌在我們的意識和文化之中。想起我在大學時代，對於「意底牢結」這個外來語大為困惑，曾幾何時，「意識型態」已經變成日常生活詞彙，甚至是日常生活現實的魔咒。

從讀者面來看，閱讀翻譯作品，其實是一個多面向的活動，我們不僅吸納了西方的文化心靈，西方的文化心靈其實也吸納了我們，經過這種「奧伏赫變」，不管是我們還是異己，誰也不會也都不是原來的樣子。在這種不斷的融合裂變之下，在去幻想一個「有別於異己的純粹的文化自我」，恐怕也是一種 lost in translation。

殘念德西達

我想，誰都知道：翻譯無法取代原典。不過，古典社會學理論的翻譯本，卻是溝通原典和非歐語文讀者的「橋」；同時它也可以是一扇「門」。最後，翻譯的門到底是開還是關，還要看翻譯者和讀者的集體努力和互動而定。

如果我們可以套用最近才過世的法國哲學家德西達的比喻，翻譯既是解藥，也是毒藥。那麼我們來能或是還要做些什麼呢？

除了全世界的翻譯共同體成員，團結起來！

（感謝台大社會系孫中興教授慷慨提供此文）